泌阳系丘陵山区，土质瘠薄，经济一向落后。解放前，工业多系手工作坊，农业产量低而不稳，更因大量土地为少数人占有，广大劳动人民受地租、高利贷剥削和官府横征暴敛，加之旱、涝等自然灾害和兵燹、匪祸接连不断，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民国31年（1942年）夏、秋，县境大旱，晚秋绝收，地方政府不仅不赈灾，反而在上年实征26638石（每石75公斤）基础上，加征到73018石，使灾情更加严重。群众糠菜难以果腹，有近万人被饿死，6万多人外出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现象到处可见。
建国后，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生产力得到解放，加上交通状况改善，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开始有所改善。1959年至1961年因“左”倾错误和天灾袭击，人民生活甚为困苦。后经过调整，废除食堂制，发还自留地，开放市场，经济呈复苏态势，人民生活稍有好转，但仍很贫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工农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改善和提高。城市居民经济收入也有较大增长。随着收入的增长，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缝纫机之类已相当普及，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电冰箱等中高档用品也进入不少家庭。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均寿命也由建国前的32岁上升到1987年的71岁。
第一章 农村居民生活
第一节 物质生活
一、经济收入
解放前，占全县人口10.2％的地主、富农，却占有43.1％的土地，经济收入较为丰厚可靠。而89.8％的广大农民，仅占有56.9％的土地。当时粮食亩产一般在30～35公斤之间。多数农户在完粮纳税缴纳地租后所剩无几，还须靠男樵女织和喂养一些畜禽以维持生计，经济收入低下。
建国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很高，加上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良和新的生产技术推广运用，生产有较快发展。但在50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阶段“左”倾错误影响下，人民公社只搞单一的粮、棉、油生产。农民经济收入一般年份人均为40元左右，最高的1967、1976年是53元，1979年以后，全县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都有很大发展。随着农民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利用农闲季节和劳力充裕的条件,除搞农、林、牧、副、渔生产外,把活动范围拓宽到工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饮食服务业和运输、采集、开矿等各行各业，到1987年人均纯收入274.8元，比1978年增长3.94倍,比建国初期27.58元增长8.96倍。按主要农副产品和主要工业消费品价格计,比1978年增长1.82倍，比建国初期增长2.85倍.1980年后抽样调查了王店公社袁庄、下碑寺公社张代庄、赊湾公社西洼和沙河店乡崔庄、花园乡竹园、羊册乡郭明吴庄等百户农家，其经济收入变化情况如表25-1。
在承包责任制不断深化过程中，有一部分农民根据自己的技术特长和管理才能，种植经济作物或经济林木，饲养猪、牛、羊、鸡、鸭和养殖鱼类，以及搞加工、运输、建筑、商业，率先致富。1987年底全县农村各种专业户1479户、7570人，年纯收入358.1万元，人均473.05元，比全县人均高72.1％。但由于县境内自然条件不同，故经济收入极不平衡。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县城区域人均收入较高，其次为平原区，差的是山区。
二、消费支出
建国前，县内农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一般年景，少数大地主生活依然奢侈，中小地主和富农仅能吃包皮蒸馍；中农是随着季节变化，以填饱肚子为宜，逢年过节能改善一下生活就算不错；大多数贫苦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交通阻断，商贩稀少，盐价暴涨，需20～25公斤（最贵时需30～40公斤）小麦才能换到0.5公斤食盐，多数农民把吃盐看作是改善生活。在农村，不少人常年吃不上油、盐。马谷田罗店村32户、150多人，就有31户、130多人一年四季没喝过咸汤。尤其无地和仅有少量土地的贫雇农民景况更惨，即使丰年也是以糠菜渡日。有的常年靠乞讨维持生命；有的整年住破庙、破窑、墓丘；有的一家老少三代合盖一条破被，寒冬腊月穿单衣、打赤脚。象河乡下曹村曹东林一家五人常年乞讨过活，民国31年（1942年）灾荒时饿的撕棉袄套子吃，最后连饿带冻死掉四口，只剩曹东林一人熬到解放。
建国后，土地归农民所有，通过精耕细作，收入有明显增加，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在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土地归集体经营，农民过着“食堂化”的平均生活，加上1959～1961年自然灾害影响，农民生活甚为困难。到1965年人均消费支出才达到55.8元。在整个“文化大革命”阶段，增长十分缓慢，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收入的逐渐增多，农民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1980年人均消费122.2元，比1965年增长1倍多；1984年185.1元，比1965年增长2倍多；1987年250.5元，比1965年增长3.5倍。扣除近年来物价上涨因素，农民在衣、食、住、用方面比过去有明显提高。1965年生活消费品支出中，食品占75.3％，衣、住和其它生活用品支出仅占24.7％，到1987年食品支出增长2.48倍，它的比重却为63％，下降12.3个百分点。1965年农民人均用于文化生活的支出为0.7元，占1.3％，1987年增到21.6元、占8.6％，比1965年增长29.8倍。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支出情况见表25-3。
（一）饮食 1952年全县人均年占有粮食250公斤左右，其中小麦仅25～75公斤。农民只能以红薯干、高粱、玉米为主食，小麦面仅在逢年过节时才吃。1958年10月，全县成立一个人民公社，实行“四集体”，吃饭是食堂“供给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人年均占有粮为130公斤，最困难时期每人日占粮食标准只有3两（150克），1961年春食堂解散后，生活才逐步好转。但由于土地仍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形式集体耕种，粮食留量仅能维持生活。1979年后，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农民生活水平才发生了根本好转。1980年后，农民人均年占有粮食已达382公斤左右，且大部分是小麦。农民的食物构成由原来以杂粮为主，已转变为小麦为主，玉米、高粱、红薯、豆类只作调剂生活时食用，而蔬菜、肉、蛋、豆制品及食油因价格上涨，农民的副食水准较低。
（二）衣着 建国前，农民衣服量少质劣，夏天穿长裤、短裤，赤膊，冬天棉衣数年不能更新，破烂不堪，且又无内衣，穿“刷筒袄”（内无衬衣）者常见。小孩的衣服多是“小的拾大的”（小孩穿大孩的旧衣），缝缝补补，难以御寒。布料都是土纺土织棉布。建国后，60年代以前，多数农民仍以土布为主；60年代机制斜纹呢棉布与土布间半；70年代土布降为辅助地位；80年代以来化纤布料占主导地位，机制斜纹呢棉布为辅，土布用量甚少。农民的衣着，已不是建国前的一单一棉了，绝大多数人有数套单衣、一套棉衣、夹衣（包括毛衣），能随着季节变化而增减衣服。尤其是青少年的衣着，其花色品种和款式与城镇青少年相比悬殊不大。
（三）住宅 建国前，全县农民住房约为人均0.3间①，且90％以上是土墙草顶结构，十多年难得修葺，多数透风漏雨。赊湾乡灵稷铺村，人均住房为0.28间，全村39间房，瓦房仅9间（系地主所有）；地处山区的大路庄乡铜峰村，人均住房0.5间，都是石块墙草顶结构。建国后，农民住房虽有改善，但仍是草房为多，瓦房极少。1958年全县共有房屋365539间，其中瓦房仅31387间，占8.5％。1980年以后，农民收入增加，且多投向建造新房。特别是平原地区农民盖房多系瓦房，少数还盖了楼房。1987年全县共有房屋14817016平方米，人均18.8平方米。其中瓦房和楼房12625488平方米，占85.2％。赊湾乡灵稷铺村，户均住房4.5间，90％是瓦房，其中还新建钢筋混凝土结构楼房12间；大路庄乡铜峰村委，户均住房4.25间，瓦房占40％、草房占60%。
①注：每间约13平方米
（四）家庭用具 建国前，农民家庭用具都很简陋，有很多家庭以土台代桌，坯支树棍为床，只有地主、富农家庭用具才比较齐全。建国后至70年代，农民家庭用具多是老式木床、木桌和板箱。拥有缝纫机的农户仅占7％。80年代以后，不少农民家庭购置或制作式样美观、耐用入时的大立柜、三斗桌，有的还有写字台、沙发等高档家具，且自行车、收音机和手表基本普及；个别农户还拥有汽车、机动三轮车、拖拉机（手扶和小四轮较多）、摩托车、收录机和电视机等。
第二节 文化生活
建国前，农民常遭天灾、匪患、战乱之苦，整日为生计奔忙，只有在农闲或春节期间，趁其住地附近的庙会、集镇上的戏剧、曲艺演出时，才能够欣赏几天文化娱乐节目。春节期间，有的村庄举办龙灯、狮子、踩高跷、扮抬妆或立秋千之类民间文艺活动。多数村庄青少年以牴牤牛阵以自娱。这些形式大都流传下来。建国后到60年代初，农村文化生活主要依赖于为数不多的农民业余剧团，在农闲或庙会时演出。青年农民，不惜跑二三十里去看“灯戏”（夜戏）。60年代以后，有豫剧、曲剧、越调、曲艺等职业剧团5个，农村成立了不少“宣传队”，巡回演出一些文艺节目。70年代后，电影大量发行，丰富了文化生活。到1987年，全县电影放映单位达120个。泌水镇、沙河店、板桥、官庄、羊册、泰山庙、春水、王店、马谷田、赊湾、高店等乡镇先后建起影剧院，都有1000多个座位。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收音机的普及，电视机大量进入农民家庭，农民文化生活日趋活跃。
第三篇 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