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商品购销
第一节 日用工业品
一、购进
建国初期，国、合商业尚处创建阶段，城乡物资交流仍由私营商业承担。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私营工商业者采取“加工、订货、贷款、收购”等形式，鼓励其深购远销，北至石家庄，南至武汉，购回针织布匹、日用百货、烟酒副食、竹木家具等，以满足城乡需要。嗣后，供销合作社、县贸易公司、百货公司、花纱布公司、烟酒专卖经营处先后建立。因城乡需求不大，多是购进一些工业品和土特产品之类供应地方。工业品购进，按行政区划，统一由专业公司分配。供销合作社、贸易公司以收购粮食、麻油、猪、牛、羊、蛋、鸡、煤油、食盐、食糖、粉条、粉面、粉渣、条编、小件农具等商品为主；花纱布公司以收购棉花、土布为主；专卖经营处以包销阎店、郭酒白酒为主。百货公司经营的商品，一部分从驻马店中转，一部分由南阳二级站供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购进工业品385万元，保障了商品供应。1958～1960年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商业战线开展商品大购大销，组织121名采购人员，分赴沈阳、天津、北京、郑州、上海、广州等地采购商品，年均采购各类商品价值1249万元，比“一·五”期间增长2.25倍。由于货不对路，造成商品大量积压。1961年“三清”时，供销社损失343.8万元。“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产品货源不足。至1968年，商品经营品种由“文化大革命”前的5000多种，减少到3000多种。加之仓储保管制度遭破坏，再次造成商品积压损坏。1971年清仓查库时，仅百货、五交化公司清查处理有问题商品达30多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流通体制，缩小物资计划调拨范围，实行多渠道商品流通。对购进计划商品和非计划商品，分别采取统购统销、计划收购、合同订货和临时选购四种形式组织货源，并打破行政界限和经营体制界限，县公司、基层供销社、各零售单位都可到全国各地二级站进货，也可产销挂钩、直接到工厂定货，出现了货源充足，花色品种多样，市场繁荣局面。各商业公司和供销社外出采购，实行“五员会审”（会计、统计、物价、保管、营业员）和“四定”（品种、数量、价格、到货时间）制度，有效地防止了盲目进货和商品积压。在巩固原有供销关系的同时，采取走出地区，面向外地，积极疏通渠道，新发展货源基地10多家。做到了一货多厂，信息反馈及时，密切了厂商关系。1986年五交化公司先后从天津、长春、唐山、合肥、南通购进自行车、电视机、电风扇等大批短缺商品，满足了市场需要。
二、销售
建国初期，县内仅供应一般日用工业品，1952年始有少量缝纫机和自行车销售。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国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供销合作商业也日益壮大。1957年缝纫机销售315部，为1952年销售量的39倍；自行车销售180辆，是1952年销售量的26倍；收音机、手表亦有微量销售。棉平布、斜纹布、床单、线袜、热水瓶、搪瓷盆等商品成为城乡广大群众的生活必需品。
1958年后，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工业品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加之流通渠道单一，国营商业独占市场，商品由过去群众选购变为抢购或“走后门”。对生活必需品，如香皂、肥皂、热水瓶、搪瓷盆、火柴、名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实行凭证凭票或高价供应，针头线脑常断档缺货。后经调整，到1963年工业品供应始有好转。“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品生产下降，市场供应再度紧张，许多日常生活必需工业品，实行计划管理。自行车、缝纫机、国产手表、肥皂、香皂、洗衣粉、牙膏、电池、火柴、热水瓶、化纤布、纯碱、元钉、铁丝等均凭证供应。甚至棉布、毛巾、小学生用的铅笔有时也无货供应。
1978年后，改革经济体制，实行“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和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商业体制，呈现出国营、集体、个体多家经营，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1987年全县共有国营、供销、集体、个体商业经营机构4990个，从业12153人。个体商业遍布城乡，营业额已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63％，销售数量大幅度增长，品种也日益增多。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已成为个人家庭不可缺少之物。尤其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群众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强，由原来购买一般商品开始向名牌、高档和新品种发展。绦纶、毛呢销售量赶上一般化纤布。名牌自行车、收录机、彩色电视机、洗衣机供不应求。1979～1987年9年中，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收音机销售量分别比1978年前30年之总和增长3.24倍、19倍、4.45倍和2.64倍。
第二节 生产资料
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农村基层供销社、农机公司等担负着全县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经营品种除化肥、农药实行部分计划调拨外，其它品种多系自采自销或就地加工、就地供应。供应品种随着农业生产发展不同阶段而异。
一、中 小件农具
供销社成立初期，主要供应犁铧、钢钎、镢头、铁锨、木锨、鞭杆、扫帚、皮绳、皮套、镰刀、桑杈、斧头、锄、锛等小件农具，由基层供销社就地组织铁、木业生产合作社加工，就近供应，多余部分互相调济。铸、锻件以王店生产的“飞鸽”牌镰刀，羊册、沙河店镇生产的犁面、犁铧享有盛名，畅销全县。桑权、扫帚、皮货等，供销社都培养有货源基地。赊湾乡灵稷铺的50亩桑杈园，年产桑权1500余把，除就近供应外，还销往唐河、社旗等地。1976、1977年，全县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供销社及时组织3万多件铁锨、镢头、钢钎、萝头等生产工具，供应各工地需要。到1984年，全县共销售中、小件农具742.8万多件。1985年后，小件农具多由个体商贩经营或产销直接见面，供销社只有少量经营。
二、化肥 农药 农药械
1952年供销社开始销售硫酸铵、硝酸铵两种化肥，以后陆续销售尿素、磷肥等。开始，群众不相信化肥能增产，供销社在马庄农业试验站和马谷田区朱国荣农业互助组搞对比试验，取得显著增产效果，打开了化肥销售局面。1961年国家规定交售经济作物和派购物资奖售化肥标准后，化肥销量大增。70年代初推广磷肥，在群众认可下，1974年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从云南、四川购进磷肥4500吨，在冬播中被抢购一空。自此，氮、磷、钾混合施用已成为群众习惯。1980年后，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励下，投资热情更高，化肥需要量激增。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各基层供销社均派出采购人员，四出积极组织货源，保证了供应。从1952至1987年，全县共组织供应碳铵、硝铵、氯化铵、尿素、复合肥、磷肥、二铵、过磷酸钙、钙镁磷、氯化钾等化肥12种、297266吨。其中，1980～1987年8年中供应200241吨，为前29年的2.06倍。1979年县化肥厂建成投产后，化肥供不应求的局面才有所缓解。
县内1952年始用农药。初只供应“六六六”粉剂，以后陆续供应滴滴涕、氟矽酸钠、波尔多液、“1059”、“1605”、敌敌畏、敌百虫、乐果、“3911”、磷铵、呋喃丹、敌杀死、辛硫磷、杀虫眯、五氯硝基苯、多菌灵、退菌特、粉锈宁、“401”、菊酯等20多种。为防止人畜中毒，在供应时，指定懂技术的人员在销售时进行技术指导，做到安全用药。同时，还注意了农药械的供应。1956年供应少量喷粉器、喷雾器，以后逐年增多，最多的一年销售4000部。
三、新式农机具
1951年以贷款形式销售“解放牌”水车36部，赊销七寸步犁和八寸步犁68部。销售单位派流动服务队下乡指导新式农具的使用和检查维修。1953年销售水车387部。以后陆续供应双轮双铧犁、耘锄、锅拖机、煤气机、塑料薄膜等。各基层供销社配有2至3名农机维修人员，经常深入农村流动服务。70年代已普遍使用七寸步犁、八寸步犁、耘锄；塑料薄膜已广泛用于红薯、棉花、瓜菜育苗和蔬菜“大棚”生产；双铧犁因耕地负荷太重群众拒用；“解放牌”水车在70年代逐步被电动水泵所代替，1978年始用喷灌机浇地；锅拖机、煤气机均属陈旧落后产品而被废弃。
1954年国营板桥农场购进大型拖拉机7台，县内始有大型农业机械使用。1964年农机公司组建后，亦按分配计划购进和供应。“75·8”水灾后，全国各地支援泌阳县大中型拖拉机和其它农业机械120台，加上原有的全县共337台。嗣后，一直保持在380台左右。手扶拖拉机1965年有少量经营，因其小巧灵活，既能耕田、打场、运输，又可作为动力磨面、轧花、榨油，一机多用，很受欢迎。在1970年销16台的基础上，1979年达675台，10年增长40多倍。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小手扶”发展更快，到1987年累计供应4007台，比1978年前增长4倍。
第三节 粮 油
一、市场交易
清末和民国年间，粮食交易主要靠私人粮行、粮栈进行。时全县粮行、粮栈94个，从业362人，分布在城关、沙河店、羊册、饶良、官庄、春水、牛蹄等30多个集镇，年吞吐量为750万公斤。农民到市场卖粮，由粮行“斗官”按质作价，挂牌插签标出价目。成交时由“斗官”过量，然后由管帐先生将卖方名字记入帐簿，收取买方5％交易费。市场交易以“合（gē）”、“升”、“斗”、“石（dàn）”为计量单位，交易时，将粮食倒入“升”或“斗”中，由“斗官”用刮板刮平为斗满；过称时，只要称杆抬头即为称足。交易价格，行、栈标有“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字样，随行就市，忽高忽低，极不稳定。
建国后，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粮食管理。建国初，一些私人粮行乘机抢购套购粮食，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扰乱市场。为加强粮食市场管理，政府于1950年对私人粮行、粮栈进行限制改造。采取5条措施：一、从外省调入粮食，大量投放市场，稳定市场粮价；二、对私人粮行实行征税、限量交易；三、利用守法粮商开办经营点，为国家代购代销，付给适当手续费；四、对私人粮商实行限价交易，一般不得超过国家牌价的5％；五、对懂业务、懂政策、能胜任工作的粮商过渡到粮食单位工作。1953年统购统销后，取消私人粮行，建立国营粮食商业。1962年在9区1镇建立粮食交易市场和交易所20多个，待粮食市场开放后集体或个人可将多余粮、油通过交易所销售，价格由购销双方自由商定，交易所收取一定手续费。这对调节农村粮油余缺，安定人民生活，减少国家粮油供应起了很大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粮油市场交易被视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而取消。1978年后，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城乡粮油市场交易空前活跃。粮油市场开放后，允许集体和个人收购、贩运粮油，且不受区域限制。为适应粮食市场竞争的需要，县粮食局于1979年10月成立粮油议价公司，各乡、镇粮管所也相继成立议价交易所，至1984年全县粮油交易所增加到30余处，经营人员222人。同时供销社系统也积极组织粮油购销。县内议购的花生、黄豆、芝麻、玉米、薯干等销往广东、湖北、黑龙江、上海等省市。1983至1985年先后从浙江、安徽等省议价购回大米180万公斤。1983～1984年城关每年交易粮食25万公斤，近10个品种。平均每公斤价格：小麦0.42～0.44元，大豆0.52～0.56元，大米0.50～0.56元，豇豆0.56元，绿豆0.64～0.66元，玉米0.28元，高粱0.28元。
二、粮油征购
1953年泌阳县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农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同时对油脂实行统购统销。国家严格控制粮油市场，严禁私商经营粮油。
按照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多余多卖、少余少卖，不余不卖、缺粮供应”的原则，对农户划分余缺界限，扣除种子、饲料和口粮标准后，落实统购统销任务。按照统购面宜大不宜小，控制到50～60％，统购粮食占余粮80％左右的规定，1953年全县完成购粮任务2715万公斤。至1987年的35年间，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变化，统购办法也各不相同。1955年贯彻执行了中央规定的农村粮食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办法。其中定购规定：统购后仍有余粮的可以自由处理，增产不增购，根据国家需要，必须增购时，其数量不超过增产部分的40％；对受灾减产户，可根据灾情适当减购、免购或统销；同时安排油料的统购任务。是年，完成统购粮食2468万公斤，油品86.5万公斤。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由于当时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的影响，层层加码搞“反瞒产”，1959年和1960年在全县连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下，粮食征购任务又分别增加到3908万公斤和4575万公斤，造成征购透底。此期间，群众口粮每人每天只有350～400克，出现浮肿病和不正常死亡现象。后期由于实行国民经济调整，从集体耕地中分给农民一部分借地，解决群众口粮不足问题，稳定了农民情绪，粮食生产才逐步有所回升。1962年全县粮食社会总产13403万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74公斤，征购完成2724万公斤。为使农民休养生息，1964年定购任务下降为1872万公斤。1965年起，国家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灾年减当年任务，基数不变；重灾年口粮、任务双减；丰年超产超购，加价奖励，粮、肥对半。售油奖励化肥，先购后留，只购不销，完成任务者，可以多吃。这些办法的实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农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少生产队完不成粮油征购任务。1971年中央改粮油征购为一定五年不变，超购任务一年一定，粮食超购部分给农民加价30％，油料加价50％，鼓励农民增产多卖。全县原定粮食征购基数2900万公斤，1973年调整为2945万公斤。1979年粮价提高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又加价50％。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改革和落实，粮油生产形势逐年好转，农民在粮食生产中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因而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生产和售粮的积极性。1981年实行粮食购、销、调拨包干，钱粮挂钩，定额补贴办法，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84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9125万公斤，粮食包干任务（征购）3000万公斤，实际完成8049万公斤，定额补助70.9万元，实际用59.4万元，节约11.5万元。
1985年4月1日起，取消粮油统购，实行合同定购，一年一定。合同定购的粮油，国家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超购价）。定购以外的粮油可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是年，全县夏、秋两季完成合同定购粮食8112.5万公斤，油品453万公斤，为历史最高水平。
三、粮油供应
（一）农村统销和奖售
建国初，泌阳县农村缺粮户供应，一般采用从外地调入、发放救济粮及通过市场调节、组织收购、以粗换细等办法解决。1953年实行统销时，凡扣除种子、饲料、口粮后，人均口粮全年不足140公斤者，给予统销。1955年“三定”后，逐步推行粮食定销制度。每年统购后即核定销量，根据实际缺粮数字下达统销指标。一般保证每人每天400克，1980年增到500克。烈军属、五保户适当照顾。1983年实行“包购包销”和借销办法。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统销粮逐年减少。1985年后，实行统销、借销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农村缺粮供应问题，一次安排到接上新粮，分月供应。
为促进农民发展经济作物和畜产品的积极性，从1965 年起按照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政策，对蓖麻籽、烟叶、棉花、生猪、茶叶、大枣、蚕茧等经济作物、农副产品和畜产品实行奖售粮。开始奖销60多个品种，后扩大到100多个品种。1984年4月1日起，取消奖售。
（二）城镇粮油供应
建国初，粮油未实行统管，城镇居民和机关团体、行业用粮用油均在市场购买。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对城镇市民、机关团体实行粮油计划供应。1955年实行分等核定，节约归己。口粮按人分等分类计划供应，食油按职工每月250克、市民200克供应。工商行业用粮按户分类计划供应，城镇牲畜饲料用粮分类定量供应。口粮按从事行业和不同工种分为特重体力劳动、重体力劳动、轻体力劳动、机关企事业职员及其它脑力劳动、中学生、市民、儿童等27种。定量标准除三年困难时期每人粮油指标减少外，直到1987年定量标准基本稳定。1979年前供应比例，是粗细搭配供应，粗粮占30％。1979年以来，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取消了粗粮搭配，全部供应细粮。粮食商业部门，还开展食品经营。1985年加工面食68万公斤，副食品（糕点、饼干）41万公斤，机制馍、面条、挂面共22万公斤。
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后，对工商行业用粮一直由粮食部门供应。一是食品业（糕点、熟食等），主要采取收粮票和免收粮票两种办法供应。1978年以来，除国营食品业继续凭粮票供应外，其它全部实行议价供应或市场调节。二是副食、酿造业（制作豆芽、豆腐、粉皮、粉丝、腐竹、酱油、醋等）供粮数量无固定标准，主要根据市场蔬菜供应余缺和季节变化情况灵活安排，以高于平价，低于议价的价格供应。三是工业用粮（制造酒精、饮料酒、溶剂、制药、浆纱、制浆糊等），一般数量较大，供应方法是采取用粮单位造计划，经地区以上主管部门批准，下达专项用粮指标，由当地粮食部门凭拨付书供应；糕点加工用粮，一般根据季节和民间传统节日对糕点需求量，用粮单位造出计划，经批准，由粮食部门供应。
第四节 肉食品 副食品
一、肉食品
建国前，肉食品均由私人经营。猪肉、牛肉来源一般由屠户走乡串户收购或通过市场成交。鸡、鸭、鲜蛋为农民家庭副业，多系自产自销。
1952年县成立食品公司后，开始经营猪、牛、羊、鸡、鸭、鲜蛋等鲜活商品。1953年区政府所在集镇亦建立食品站，是年全县生猪存栏10万余头，除县内销售外，还销往驻马店、武汉等地。1958年取消农户“私养”方式，全部转为“公养”，集中办“万头猪场”，致使生猪大量病死，存栏下降。1959到1961年肉食供应紧缺，对病人、产妇实行凭证计划供应和高价销售，城镇居民仅在春节期间供应少量平价肉食。1961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恢复农民家庭副业生产后，才有所好转。为保证市场供应和完成出口任务，并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1962年对猪、羊、蛋实行派养派购。食品经营部门与生产队签订交售合同，定期组织收购。对交售猪、羊、蛋者，奖给适量粮食、化肥、食糖或棉布等紧缺商品，鼓励农民多养多售。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农贸市场的开放，生猪实行自养自销等措施，生猪生产得以较快恢复，年底生猪社会存栏近13万头。到1963年不但肉食、鲜蛋供求矛盾缓解，价格平稳，且有部分出口。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左”倾错误影响，社员家庭副业和城乡个体商贩均以“资本主义尾巴”为名被强行取缔。对上市肉食、鸡蛋等商品限定价格，不准私人开屠行，强行将鸡蛋交售给外贸部门，致使肉食、鲜蛋供应再度紧张。1978年后，泌阳县大牲畜繁殖基地和生猪外贸基地县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农村户户饲养牛、猪、羊、鸡，有的饲养牛十几头、几十头，成为养牛专业户、重点户。1987年全县大牲畜除出售和宰杀40128头外，尚存栏200572头，比1949年增长1.7倍，比1978年增长98.3％。1979到1987年生猪出栏率，比前30年总和增长22.6％。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猪、牛、羊肉，活禽、鲜蛋大量上市，国营食品经营部门和私人屠行、牛肉锅互相竞争，服务态度有很大改善，市场空前活跃繁荣。
二、副食品
解放前，烟、酒、糖、食盐等副食品全由私人经营。抗日战争时期，交通中断，食盐供应奇缺，农民往往用50公斤左右小麦才能换1公斤食盐。建国后，1950年县成立酒类专卖处，随又组建供销社，国营、供销、个体商业共同经营副食品。1958年“大跃进”中，个体商贩被取消，集体商业、供销商业统统变成国营商业，副食品由糖烟酒公司、基层商业所经营。食盐、红糖、白糖为计划调拨，烟、酒、糕点、块糖、调味品等自行采购。是年县副食品加工厂建成，生产糕点、饼干、酱油、食醋、水果糖、挂面等。1959至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副食品供应紧张，食糖、糕点、卷烟、曲酒等凭票计划供应，产妇、病人、缺乳婴儿凭医院证明每人每次购食糖500克。为货币回笼，缓和供求矛盾，设立专门商店，高价销售糖果、糕点、名牌烟、酒。1963年取消高价商品。1965年卷烟、糖果、糕点、酒等销售量比1956年分别增加2～5倍。“文化大革命”中，生产下降，副食品供应又一度紧张。好烟、好酒紧缺商品“走后门”、“批条子”才能买到。1979年以来，随着市场开放，副食品经营网点遍布城乡，品种不断增加，货源日益充足。到1987年经营副食品的国营、供销、集体、个体商业门店达2634个，从业人员4017人。由销售糖、烟、酒、糕点、盐、醋到罐头、奶制品、调味品、啤酒、健身酒等高级饮料和营养品。
第五节 物资供应
建国以来，泌阳县的物资供应，分为计划分配、计划外采购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物资调节等几种。供应方法是：由县计委提出分配计划，专业公司按计划供应到户；计划外物资供应，根据实际需要，保证重点，兼顾一般。1978年后实行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为贯彻落实“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各专业公司职工纠正了“物资不是商品”的错误观点，普遍开设门店，建立农村物资网点，搞多层次、多渠道购销，扭转了原来亏赔局面。1987年营业额1019万元，比1960年增长19倍。
一、金属材料
县内供应的金属制品有锡、铜、铅、锌、铝、钢材、铝材。钢材主要有圆钢、扁钢、角钢、槽钢、方钢、工字钢、丁字钢。管材及板材有焊管、镀锌管、无缝管、铸铁管以及各种碳素钢材、中板、薄板、镀锌板等。各种钢材长期以来都是按计划供应。1985年实行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放开供应。计划外价格，高进高出，稍有盈利。
二、机电产品
县内经营的机电产品有统配机电产品、二类机电产品和三类机电产品。统配机电产品有汽车、电动机、气锤、车床、风机、工业锅炉等。二类和三类机电产品有工业轴承、电焊条、各种开关、仪表、按钮、磨具、刀具、量卡、丝锥、板牙、照明用线、高压用线等。1980年后除汽车等大型设备外，敞开供应。
三、建筑材料
县内经营的建筑材料有水泥、玻璃、油毡、沥青及各种石棉制品等。水泥1982年前来源于新乡、洛阳、焦作、郑州、湖南等地，1983年后主要来源于确山、南阳等地。为解决水泥供不应求矛盾，1970年续建县水泥厂，年产2500吨左右，自产自销。1987年全县水泥年销量比1961年增长47倍。
四、化工产品
县内经营的化工产品有轮胎、三角带、传送带、输水管、氧气管、乙炔管、硫酸、盐酸、冰醋酸、烧碱、纯碱、工业化肥、氯酸钾、氯化钾、立得粉等。县内化工厂家少、用量小，比较紧缺的“三酸两碱”都能按厂家需要计划供货，1980年后，敞开供应。
五、木材
县内木材经营分国家经营和市场自由交易两种。国家经营的木材由国家调拨分配。销售按县计委分配计划供应。1985年后购进了一大批计划外木材，缓解了供需矛盾。供应的木材多是南方材，只有少量东北材和进口材。其材种有圆木、方木、檩条、锯材、车辆材、造船材、坑木、桩木、杉条、板材以及木材加工制品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等。
在木材公司成立前，集镇木材自由市场对调节供需曾起积极作用，合作化后自行消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恢复。较大的有涧岭店木材市场，国营、集体、个体商贩和农民均在此设点，木材堆积有时占地数百亩。树种有松、柏、椿、楝、杨、柳、刺槐等，成为泌、唐两县交界处最大木材集散地。
六、煤炭
建国初期，泌阳县仅洪炉、锻、铸造业使用少量煤炭，1952年销售31吨。1958年“大办钢铁”时，城关、春水、官庄等地建冶炼炉3931座，加之城乡实行“食堂化”，年耗煤猛增到17646吨。1962年调整后，下降为6144吨。1969年煤炭实行计划供应，非农业人口由煤建公司按人口定量供应，亏赔额由上级补贴。工业用煤按计划供应。“75·8”特大水灾后，为扶持群众烧砖瓦建房，供应大量救灾煤，1977年全县销售煤达49919吨。随着城乡人民生活逐步富裕，居民大量烧砖瓦新建和翻修房屋，用煤量大幅度增长，1985年达51200吨。
煤炭来源全部由平顶山、焦作、密县等地计划调入。为缓解供需矛盾，1970年后采购部分落地煤和小窑煤。品种主要有烟煤和无烟煤两种。无烟煤有焦末、水冶煤、济源煤、大禹沟煤等；烟煤有平顶山煤、梁洼煤、韩庄煤、朝川煤、梨园煤、新恒煤等。炭有焦炭。
七、石油
清宣统元年（1909年）泌阳商人从唐河购进煤油，称为“洋油”，县城居民始用煤油照明。民国元年（1912年）城关兼营煤油的33家。民国13年城关“德记”商行从驻马店购进煤油在县城批发。
建国后，1952年煤油销售15吨。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动力机械的增多，经营品种由煤油扩大到汽油、柴油、润滑油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苏联拒供石油，市场购销一度短缺，石油实行计划供应。我国大庆油田开采后，1963年石油供应缓和，是年全县销售563吨。1975年8月遭特大洪水灾害时，全国各地支援泌阳县大批农业机械，帮助灾民恢复生产和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石油销售量增至6737吨。1979年以来，由于机动车辆急剧增加，石油公司虽采购部分计划外石油，仍不能满足供应。1986年下半年进货指标落空，石油供应仅为正常年份的64.6％，时有“走后门”不正之风出现。
八、液化汽
1982年河南油田下二门油矿廉价售给县城液化汽罐48个，月供气1吨，由单位到桐柏县双河油田静化站购买，为泌阳县用液化汽做饭之始。1985年液化汽用户增到1100户，气罐1700个，供气矛盾突出，虽每罐汽价涨至15元，仍不能满足需要。
第六节 农副产品
国家对农副产品采购实行“统购”、“派购”、“换购”、“议购”等形式。对粮、棉、油一类物资实行统购加奖售，对猪、羊、禽、蛋等二类物资实行派购加奖售，对牛、羊皮，部分中药材等32种农副产品实行收购加奖售。同时，国家拿出一部分群众需要的日用工业品换购农副产品。进入80年代后，农民经济意识增强，农副产品品种、数量大增。1987年农副产品收购总值达11795万元，比1965年增长10.7倍，比1952年增长20倍。
一、棉花购销
1955年棉花统购前，国家号召农民交售“爱国棉”，允许棉花上市交易。统购后，停止自由买卖。为支援棉花生产，国家（供销社为代表）与产棉社、队签订预购合同，发放预付定金，供植棉队在棉花生长过程中购买化肥、农药、农械等物资。超交皮棉50公斤以上的队，可以多留，并奖励粮食、布证、化肥和当时紧缺物资。1970年收购皮棉7751.7吨，比1952年增长167倍。1979年后，对超购部分加价30％，后又多次提高棉花收购价格，激发了棉农生产积极性，棉花产量持续增长。由于国家限产压库，致使1983～1984年出现售棉难、调棉难现象。城关收购点售棉队伍长达1.5公里，需等三、四天才能卖掉棉花。1985年棉花种植面积大减。到1987年收购皮棉仅为1970年的21.8％。棉花销售随区划变动，先后由南阳、驻马店地区棉麻公司负责调拨。对非农业人口生活用棉，按计划均分调剂使用。进入80年代后，已能满足需要。
二、烟叶购销
民国年间，泌阳烟叶由商贩运往遂平、汝南、驻马店销售，价格不稳，烟草生产发展缓慢。建国初，县内沙河店、城关曾组织卷烟生产，烟草种植面积扩大，1949年收购烟叶8.5万公斤，后因烟厂停办，烟草生产锐减。1973年后，地方可从烟叶收购价中获取40％的税收，烟草生产迅猛发展。1984年种植2.1万亩，收购烟叶257万公斤，1985年扩种5.8万亩，收购592万公斤，农民仍有大量烟叶待售，但烟厂拒收计划外或较低级的烟叶，农民种烟情绪受挫，1986年仅收购烟叶96万公斤，为上年的16.9%。
三、土特产品购销
1951年供销合作社收购中药材、山货和条编（萝头、条筐）等，以后收购品种逐年增多，收购数量起伏不定。收购品种：中药材有全虫、桔梗、山楂、柴胡、槐米等；果品有苹果、大枣、板栗、梨、柿饼等；林产类有蚕茧、茶叶；畜产品有牛、羊皮，毛、蛋、杂骨等，以及苇席、红麻、白菜籽、红薯干、粉条、粉面、粉渣、蜂蜜、花生、绿豆、黄豆、油菜籽等数十种。1953年收购桔梗2.7万公斤，因销路不畅而大量霉变。之后，桔梗走俏，曾远销香港、日本、新加坡、泰国。1954年收购“泌阳瓢梨”240多万公斤，远销武汉、香港等地；1963年收购槐米2万公斤，远销香港和日本；1966年收购大枣100多万公斤，销往湖北等地；1967年收购蚕茧48.38万公斤，经缫丝后，出口西德、美国、加拿大。因很多品种产量不稳或销路不畅，产量起伏很大。
四、废品收购
1952年供销合作社开展废旧物资回收业务。收购杂铜、烂铁、废铝、废锡，是年仅回收废铁19吨，其它物资甚少。1956年全县开展收购土产废品“千元万户”活动，对破全鞋、碎布、故棉、麻绳头、废橡胶、废纸、酒瓶、碎玻璃、杂骨等都进行回收。1958年“大办钢铁”时，提出收购废钢铁要“翻箱倒柜，点滴不漏”的口号。把任务分包到各单位和农户，当年回收废品512吨，其中废钢铁125吨。“文化大革命”中，废纸收购量大增。80年代以后，物资、供销系统、郭集酒厂对废品回收都很重视，多次组织职工突击收购，利用小商小贩游乡串户收购，形成国营、集体、工厂、个体争相回收废旧物资。到1987年全县共回收废钢铁5563吨，造纸原料409吨，郭集酒厂回收酒瓶占年用量的40％。
第三篇 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