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 院
第一节 机 构
清代和民国前期，审判案件统由知县、县知事审理，县署刑房和“三班”衙役协助。民国26年（1937年）成立司法处，设主任审判官（称承审）、审判官等职，负责处理民事、刑事诉讼案件，审理事宜受县长监督。另在县政府设军法承审，由县长直接管理，负责办理烟毒、盗匪等案件。
建国后，1949年10月县人民政府设司法科，由县长兼任司法科长，科员3人，书记员1人，看守所长1人。县人民政府行使国家审判权。1950年5月，建立县人民法庭，县庭辖城关、双庙、梅林、大磨、马谷田、王店6个区（镇）。在官庄设立第一分庭，辖官庄、饶良、羊册3个区。牛蹄设第二分庭，辖牛蹄、春水2个区。1951年3月，撤销司法科，成立泌阳县人民法院，编制18人。内设办公室、刑事、民事2庭和下属9个分庭。各分庭庭长由区长兼任，经县人民政府加委，呈专署备案。群众遴选法庭代表（陪审员）3～5人参加，行使审判权。1953年冬撤销各区分庭，县建立巡回法庭，设春水、贾楼、板桥、泰山庙、羊册、饶良6个审判站，每站12个审判日。1955年初，成立审判委员会，县长兼任审判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由公安、检察、法院等单位主要领导组成。1959年成立“特赦办公室”。1967年审判权由军管小组取代。1972年9月，恢复县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办公室，干警12人。1979年，增设立新、官庄、宋家场水库法庭，同年12月又设板桥法庭及来信来访接待室，干警增至37人。1980年1月，增设羊册法庭。1981年1月，成立经济审判庭和刑事审判第二庭。1982年1月增设春水、赊湾、陈庄、马谷田、王店5个法庭，撤销宋家场水库法庭，沙河店法庭工作由板桥法庭代管。1983年4月建立城关人民法庭。1984年秋增设执行庭，法院干警增至73人。到1987年泌阳县人民法院职能机构设置为：政工办、纪检组、办公室、刑一庭、刑二庭、民事庭、经济庭、执行庭、信访办。派出机构有城关、陈庄、马谷田、赊湾、王店、付庄、板桥、春水、羊册、官庄10个人民法庭。
第二节 刑事审判
民国16年（1927年）前，由县知事直接审问官司，政警队及吏役负责传唤，宣示判词和动用各种刑具进行刑讯。刑法种类繁多，有打手板、打耳光、竹板打屁股、打鞭子、“外国捶”、火香烧、灌辣椒水、上“好汉床”、带木鸭子、坐老虎凳等。有不少案件是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的。因滥施刑杖，受刑者浑身溃烂，血肉与衣服沾在一起，又不给予治疗，造成监狱臭气充鼻，惨不忍睹，不少“犯人”死于狱中。甚至，不经审判，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1938年4月南阳督察专员公署密令泌阳县突击“清乡”，是秋县亦密令各乡、镇，要每保找出2个与“土匪”李文胥及黄绿枪社有联系的人，就地枪决。时全县240余保，近500人遭杀害，其中不少是无辜。
建国后，人民法院在审判各种案犯时，彻底废除了刑罚。1950年冬至1953年10月，县人民法院（法庭）配合公安部门，在“镇反”运动中，审理和惩处一批匪首、特务、恶霸以及妄图颠覆人民政权、扰乱社会治安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了国家建设顺利进行。1953年11月，为照顾群众生产，县人民法院派4名干部组成巡回法庭，固定审判站、审判日，推行就地审判制度。审判员下乡，不拘形式、程序，方法简便易行，收案时，口述、状诉均可，交什么收什么。轻微案件由审判员就地处理。需重处的案件，由审判员调查取证，征得当地党政领导意见后，草拟判决初稿，呈请县法院核批。县复核后，通知有关群众和团体代表参加公审，由巡回法庭宣判处理。公审时不但群众可以发言、提意见，也允许案犯申辩，最后由审判长当众宣读判决书，群众如无意见，判决就算确定。徒刑一年以下者，留村执行；年以上者，送县或外地执行；死刑可当场宣布执行枪决。
1955年，贯彻《人民法院组织法》，实行人民陪审会议制，在城关各界遴选出人民陪审员11人，各区遴选3～5人，共55人，自此，人民陪审员正式在法院和各法庭行使审判权。开庭审理案件，都经过法庭调查、辩论、合议、宣判四个过程。被告在法庭上有申请回避、辩护、陈述及上诉等权。
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刑事审判工作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少杀、少捕、少管制的“三少”政策及《特赦令》，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与公安、检察部门密切配合，成立“特赦”办公室。对在押劳改犯进行审查后，呈上级批准，特赦12人，其中刑满10年的1人，4年以下的7人，反革命罪4人（徒刑都在3至5年）。特赦后，4人留场工作，8人回乡生产。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法院奉上级指示，在审判活动中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自始至终坚持“依靠群众，打击少数，改造多数”的原则。贯彻“现行从严，历史从宽”的政策。1980年1月1日起，实施“两法”，县委审批案件废止，法院实行独立审判，由审判员1人，陪审员2人，或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仍由审判员一人独立审判）。凡重大疑难案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1983年8月为“从严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采取“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联合办案方法判处罪犯。公安预审阶段，检察、法院提前派员参加，了解情况，核查罪证；公、检、法三道程序不变。案情查清后，提交“四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司法局长）会议讨论研究，定罪量刑。然后，“三员”各司其职，分别办理手续。
第三节 民事审判
民国17年（1928年），县长程云蓬通令各区成立息讼委员会，推选当地公正士绅调解民事诉讼，就地处理，曾收一定成效。后因调处人员偏私袒护，故赴县告状者日益增多，至民国35年，为婚姻、宅场、继承等民事纠纷到县打官司者877起，结案829起。
建国后，县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主要有：婚姻、抚养、赡养、房屋、宅地、债务、赔偿、继承、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等，其中离婚案件比例最大。1950年5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要求脱离封建包办婚姻案件甚多。1953年县法院派员下乡巡回办案，就地传问，就地审理。同时借机开展宣传《婚姻法》，效果良好。80年代，民事案件仍以离婚案件比例最大，占77％。1983年以来，农村土地、鱼塘、水利、山林等纠纷日益增多，“两户一体”和乡镇企业合法财产权益受损害而要求赔偿案件也不断上升。
民事案件是通过调解和判决来处理。1974年试行“民事诉讼法”以来至1987年，共审结民事案件2236件，其中调解结案1788件，占总数的80％。需判决的民事案件，均开庭审判。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可向上级法院申诉，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第四节 经济审判
县人民法院1953年始以司法审判职能来保卫经济建设，严厉惩处贪污和盗窃国家资财的案犯，确保国家财产安全。到70年代末，共处理10余起此类案件。1981年初，县人民法院设置经济审判庭，专门受理购销、建设工程承包、加工承揽、货物运输、供电、仓库保管、财产租赁、借款、农林牧副渔承包及科技协作等经济合同纠纷案件。1982年7月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准则，除重大经济案件外，对多数经济纠纷案件仍着重于调解处理。是年受理经济纠纷案37件，争议金额389857.63元（其中合同纠纷17件、货款拖欠纠纷20件）；审结29件，争议金额194558.72元（其中合同纠纷15件，债款拖欠14件），占收案总数78％，收诉讼费3063元，依法没收暴利7348.25元。1985年受理经济纠纷案66件，与1984年相比上升48％；审结47件，占收案数71％，争议标的额204.9万元，收诉讼费15062.20元。1987年受理经济纠纷案134件，审结108件，诉讼标的额343万元，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17万余元，对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第五节 申诉复查
1949年7月，根据群众揭发控告，收审百余名土匪、恶霸、反革命分子，随之组织人员清理积案，查清后释放50余名。1953年奉上级指示，检查纠正“三错”（错捕、错押、错判）案件，经复查错捕9人，错押11人，错判5人，全部予以纠正。1955年1月至1966年6月，对已判的各种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发现判刑不当的占30％，均作了改判和纠正。并清出多年的未决犯，也分别作了处理。1962年根据上级指示，公、检、法三机关抽调干部4人，组成清案小组，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复查了1958年1月至1961年11月“大跃进”时期刑事犯罪案件，对复查出的39起错案，报经县委批准全部作了平反纠正。1980年5月，根据上级指示，集中力量将“文化大革命”中所判的刑事案件，分类排队，定案、定人、定时进行了复查，共复查335件348名各类刑事案件。复查结果发现冤假错案81件，占24％，均予以平反、纠正。后根据〔1981〕豫发11号文件精神，又对1977、1978年判处的90件案件也进行了逐件复查，发现冤假错案5件，随即平反纠正。1985年，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集中力量复查了国民党起义投诚案。无论有无申诉均予复查，发现一案解决一案。是年5月，会同统战部门对王友梅案件作了重点复查。认为1950年没有执行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王被错判死刑，经复查，决定撤销原判，为王友梅恢复名誉。至年底，对全县国民党起义投诚申诉案件复查完毕。1987年贯彻执行全国法院院长会议精神，复查审结案件122件122人。其中撤销原判60件60人，维持原判62件62人。审结上级交办的53件，其中改判的22件，维持原判的20件，折抵刑期的11件。
第六节 开庭公判
1952年3月26日在县城关物资交流会上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泌阳县长薛子正，有2万余人参加大会。与此同时，又选择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10件，分别在板桥、羊册、二铺、官庄、沙河店等集镇召开公审、宣判会。同年4月在泰山庙古刹大会上公判处理了反革命犯李广有、虐待致死人命犯张建业。通过公审大会，宣扬了法制，震慑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有力地配合了镇反运动的开展。1955年6月，在羊册街召开宣判大会，处决了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暴动案、“庙道”骨干李炳照、周万德等罪犯。当7名罪犯被枪决后，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在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中，为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1980年5月10日，召开逮捕、公判大会，中心会场设在城关，下设23个分场，将中心会场依法判处刑事犯罪分子的实况，用有线广播扩送全县。同时，印制布告5000份，张贴全县各村镇，使30多万人受到教育。1983年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厉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9月，在县城召开宣判大会，下设23个分会会场，用有线广播将县城宣判大会实况播送各分会会场，共参加12万人。会上判处死刑6人，各种徒刑122人。此后，先后召开了6次宣判大会，印发布告29400张，旁听群众达80多万人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伸张了正义，维护了社会秩序。
第三篇 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