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物 价
第一节 机 构
建国初期，市场物价由县政府工商科管理。1956年，商业局设物价股，1963年4月，汝南县成立物价委员会，1981年11月，成立物价局。至1985年，工作人员15人，设办公室、价格股、非商品收费股、检查所和农产品成本调查队。
第二节 物价变化
民国时期，除灾荒年景粮油价格暴涨外，一般物价比较平稳。抗日战争至建国前夕，生产力遭到破坏，物资匮缺，各类灾害接连发生，加之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致使通货膨胀，豪绅奸商借机囤积居奇，低买高卖，垄断市场，哄抬物价。40年代后期汝南城关市场1公斤食盐等于5.13公斤小麦的价格，1尺白平布与2.2公斤小麦或1.5公斤籽棉等值，1条肥皂可兑换1.5公斤小麦，1公斤红糖和7公斤小麦等值。
建国后，市场物价仍有动荡，影响人民生活的安定。1950年，商业部门根据上级指示，采取多种形式，掌握市场主动权，利用价格杠杆作用，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市场物价日趋稳定。1953年，国家对粮、棉、油、布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保证人民生活的需要。1961年，冻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18类生活用品的价格，并对肥皂、煤油、牙膏等类商品凭票供应。1961年，为吸收社会闲散资金，使货币回笼，汝南县从4月开始，对烟酒、自行车、手表、化纤纺织品等61种商品实行高价销售办法，一辆天津飞鸽加重车，售价800～1000元。1964年回落平价。“文化大革命”中，中止商品价格的调整，采取冻结物价的办法，以保障市场物价稳定，但黑市交易活跃，倒买倒卖国家各类紧俏物资及各种票证者甚多，价格高昂，成交量大，给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带来诸多弊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国家在保证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些不合理的物价进行有计划的调整。
1979年，国家将牛、羊、生猪、鸡蛋、油料（22个品种）、棉花、粮食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上调，平均调幅为24％，由于购价提高，而售价不变，出现了售价低于购价的异常“倒挂”，国营经营单位亏损，投机商人从中渔利。为此，国家于11月采取措施，相应提高猪、牛、羊肉类及牛奶、鲜蛋、水产品的出售价，国家职工每人每月增加5元钱的副食品补贴。
1981年，国家大幅度降低涤棉化纤布的价格，降幅29％，以2％的幅度提高纯棉织品的价格。烟酒提价的原则是以质论价，高档多提，一般少提，低档不提。同时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议价购销，对部分商品实行生产者和经营者协商定价。
1982年至1985年，价格逐渐放开，747种小商品可根据市场调节定价，市场物价基本以国家牌价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整个国民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第三节 物价监督
建国初期，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导下，县政府在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重视平抑物价，安定人民生活，采取缩小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向市场抛售包括粮油在内的生活必需品，限制售出价格，打击投机倒把等措施，以保障物价稳定，经济发展。1953年春，小麦遭受严重霜灾，出现抢购粮食热，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禁止粮食外流，并从四川、黑龙江等地调进大批粮食、薯干、木薯，凭证供应，保证灾民的基本口粮，稳定了物价。6月，开始控制和取缔粮油自由贸易市场，城关和各集镇建立国营粮油交易场所，实行按人口供应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在国家掌握大量粮食的情况下，市场得到严格控制。1954年秋，汝南水灾严重，粮价依然平稳。9月，国家对棉布统销，凭票定量供应，价格由工商科统一掌握，各企业单位不得自行定价。
1962年，开放农贸市场，物质生产尚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部分农副产品供不应求，黑市交易活跃，不法商贩套购生产生活资料、破坏计划供应和商品的正常流通。1963年，全县共查获大、小投机违法案件2014起，2123人，分别进行了处理。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商物价管理中止，汝南县乡成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县内物价冻结，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过低，偏离经济发展规律。1979年后，为进一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几次调整物价，并对“搭车涨价”或随意提价的现象予以查处。在1985年的物价大检查中，共抽调242名干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4次检查，检查商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标准13549种，查出错误执行价格的商品1117种，占总检查数的8.23％。其中高执行894种，占错误数的80％；低执行223种，占错误数的20％。查出各类违反物价政策的435起，共没收或罚款19.4万元。同时设物价监督检举箱，动员消费者共同管好物价。
第一篇 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