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地所有制
第一节 私人所有制
一 土地占有概况
建国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贫富不均，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据调查，1949年，县耕地面积1621800亩，占总人口9.2％的地主阶级却占耕地面积的40％。全县有地主5526户，31900人，占有土地647220亩，人平均20.3亩；农民66755户，333785人，占有耕地974580亩，人平均2.9亩。广大贫农基本无地或很少有地，雇农、佃农就更无立锥之地，全靠出卖劳动力度日。原五区王桥乡（今属留盆乡），10个村庄，208户，930人，其中56户，366人没地。地主李华坤一家9口人，占有土地400亩，人平均占地44.4亩，而当地农民平均耕地仅1.4亩。
二 地主剥削农民的形式
主要形式有土地买卖、出租、典当、高利贷、雇工。
（一）土地买卖 出卖土地者多为为生计所迫的农民，买者一般为地主、富农或商人。土地价格根据当时的物价情况和土质、水利条件，由买卖双方面定。其手续大致是：卖者写立契约，详载四至、面积及土地价格，双方和中人同时签名，画押后，交买者存放。民国26年（1937），县境土地买卖价格多少不等，一般旱地上等每亩50元，中等40元，下等30元（民国时货币）。
（二）土地典当 土地典当后所有权仍归出当者，土地使用权归承当者。手续大致和买卖相仿。出当者逾期不赎，向承当者同中人言明，延长典当期限，补足款额，但土地所有权仍旧归出当者。民国后期，典当尤为盛行。当价，县内各地基本相同，一般典当者都以实物，“押青苗”作为抵当品。
（三）土地出租 县内主要有定期佃和不定期佃两种形式。租种田地的农民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租。地主通过地租剥削农民，获得暴利。县境内地租亦称“佃租”（佃种地）。主要出租形式有1．佃种地：地主出地，佃农出劳力，耕畜、农具、肥料、种子各半，分配各半。2．地主出土地、牲畜，佃农出力，全部收获，扣除饲料外，粮柴按地七佃三分成。3．地主除出牲畜、农具外，并兑劳力与佃农伙种，所收粮柴除去饲料后，按地八佃二分成。4．课地：地主把地租给农民，双方定约（亩），粮款数额，不论丰歉，按期交租，一粒不少。这种形式，称之为死地租。除以上种种外，还有稍地种，种子利，押租等剥削方式。
（四）高利贷 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而贷。高利贷有实物、货币两种，多在贫苦农民天灾人祸，或春天二、三月青黄不接时放贷，不论借粮还粮、借钱还粮、借杂粮还麦，都是借一还二或三不等，逾期还不上者，利加利。
（五）雇工 农民出卖劳动力为生，一般富农雇工较多。雇工有短工（天工）、季工（麦、秋二季）、长工（一年或两年）之分。长工工资，粮食250～300公斤，麦、杂粮搭配；季工粮食150～200公斤，麦收给麦，豆收给豆；短工，天工资一般相当或略高于一人一天生活费用，或以货币支付，或以粮食支付。
三.生产关系变革
1950年，县人民政府遵照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县依法没收、征收地主和富农土地497216亩，农具2091件，房子75616间，牲畜8294头，粮食114万公斤，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土地转为广大劳动者个人所有后，其性质仍为私有。为落实土改政策，巩固胜利成果，1952年进行土改复查，全县共查出漏划地主361户，同时对254户被错划为富农成份的中农全部作了纠正。县人民政府向全县获得土地的农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至此，县境内消灭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翻身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
土改后，很多农户缺少农具、耕畜，有些农户甚至还缺少劳力。政府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汝南县农村互助组分三种形式，一是临时性的互助组，以工换工的一种劳动组织。二是季节性互助组。三是常年互助组，其规模大小不一，少者两三户，多则四五户。这些劳动组织，仅限于互相帮助、换工，土地所有权及收获归各自所有。1950年，县有互助组2734个，参加农户7955户，占总农户的7.4％。1950年春，老祖庙乡张洪友，老君庙乡肖屯村肖学宇组织的互助组最早。1951年，县境内农村组织季节性互助组有5184个，参加农户29191户，入组人数77573人；常年性互助组391个，参加农户3004户，13471人。随后，农业互助组逐年发展，到1954年，季节性互助组增至5460个，参加农户27439户，117344人；常年性互助组4404个，参加农户31915户，153206人。
第二节 集体所有制
一 农业生产合作社
县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互助组普遍建立的基础上，以自愿互利的原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初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起来的。1953年，根据党中央“积极慎重，稳步发展”的方针和“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要求，在试办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件、有要求地办11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社，是农民自愿入社，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耕畜、农具作价入股，统一使用，小件农具，仍为私有。总收入在提取一定的公共积累（公积金、公益金）后，按入社的股份（土地40％，劳动40％，农具耕畜20％）、劳力实行评工记分，按分计酬。
1954年春，县初级社发展到137个，入社农户4121户，占总农户的3.9％。这时，高级农业合作社已试办15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入社 为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包工包产，固定农具、牲畜、劳力，超产部分奖励。年终收益，扣除生产费用、农业税、各项提留后，按工分分配。劳力实行劳动定额，按件记工，或按季包工。民主理财，按季公布，年终决算，会计、记工员、保管员实行凭票证记账，允许社员拥有一定生产资料和家庭经济。初级社十几户、几十户人家自愿结合在一起，优越性逐步显示出来，对大部分农民有相当的吸引力，对农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954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5003万公斤，较1952年增长20.32％。1954年冬到1955年，农业合作社迅速发展，1955年底，县农业合作社发展到2121个，入社农户98439户，占总农户的91.5％，其中高级社218个，4270户。由于干部缺乏经验，掌握政策不稳，致使一部分社办得不好，有的社员要求退社。次年5月，对已建立的农业合作社进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做好社员的收益分配、处理好社员入社后各项工作的整顿，制止了退社、分社。
1955年8月，县普遍建大社，即高级社。到1956年，县2121个初级社，合并为373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105247户，占总农户的99.8％。全县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土地归集体所有，社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二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汝南县打破原有乡、社界线，将37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了城关、红光（城郊）、光明（老君庙）、水屯、大王桥、金铺、留盆、三桥、王岗、马乡、官庄、和孝12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年底为11个人民公社），下辖293个生产大队，2291个生产小队。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土地由公社集体经营，劳力和生产资料由公社统一调配使用。社员的自留地，收归食堂做菜地。社员家的炊具，桌凳搬到食堂无偿使用。社员的家禽、家畜集中饲养，办“千头猪场”、“万只鸡场”。社员到食堂吃饭，平时集中劳力实行“大兵团作战”，社员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连续作战，人困马乏，难以为继。以共产风、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高指标、高征购，使有些小队底粮征购一空，加之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因饥饿出现浮肿等疾病，并发生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现象。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失，土地肥力下降，生产遭到严重危害。1958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下降410万公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下降5014.5万公斤，减少31.76％；1960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下降4615.5万公斤，减少29.23％。棉花1960年比1957年下降16万公斤。
1960年冬，县贯彻中央指示，开展民主补课运动，批判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错误。1961年，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把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全县将原来的11个人民公社划分为35个人民公社（公社规模相当原来的乡）。改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允许小队有部分所有权，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饲养家禽、家畜。社员家庭副业逐渐发展起来。从1962年到1966年，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农业经济形势好转。
汝南县于1966年6月开展“文化大革命”，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正当的农民家庭副业生产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使得农民愈割愈穷，农、林、牧、副、渔业比例失调。在分配中，除征购外，社员分配减少；在劳动中，推行山西省大寨式论斗争觉悟评分，不讲劳动强弱和出工效率，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其间，由于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农田水利建设得到发展，生产条件相应改善，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粮食产量又出现了稳定的增长。1976、1977、1978年分别比1966年增产2214万公斤、6745万公斤、7630万公斤。
第三节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农村部分生产队开始推行将土地按人口平均承包到户、联产计酬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是年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后，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县290个行政村，3933个生产队，绝大多数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生产承包责任制，其中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2715个，占总数的69％；包工到户的生产队893个，占总数的22.7％；包工到组的生产队97个，占总数的2.4％；联产到生产队的83个，占总数的2.1％；小段包工、联产计酬的生产队11个，占总数的0.3％。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不搞核算和分配，征购粮和集体提留任务，按各户承包耕地面积分担。其基本作法是：根据合同规定，“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
1984年，全县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年秋，县人民政府向农户颁发了《土地使用证》，农民称之为“长效定心丸。”1985年，全县粮食平均单产193.5公斤，总产30989.4万公斤，比1980年每亩增长46.5％，总产增长48％。
建国后建立的国营农场，以及国家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所耕种的土地为全民所有。其收获除按比例上缴外，其余为本单位人员共同享受。至1983年，全县有国营场、所、校、站9个，即地直汝南园艺学校农场、汝南园艺场、县直白庄寨农林场、赵瓦房农场、张坡农场、陈冲农场、刘大桥林场、汝南一高农场、汝南二高农场。全民所有土地6632亩，其中农地4132亩，林地2500亩。1985年国营农场也实行了职工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业责任制向纵深发展，农村不断涌现出“专业户”、“重点户”。有各种特长的人，从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业中分离出来，从事手工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水屯乡农民杨富元靠饲养奶牛致富，1980至1982年，纯收入为7181元。金铺乡农民殷富生，饲养种畜4头，1981年至1982年，共为牲畜配种1164头，收入1.1万元，加上农业和其它收入，总计17220元，人均年收入1075元。三桥乡辛庄村加工制作鸡蛋卷，1983年纯利润达12万元。据1985年12月份统计，全县已涌现出专业户、重点户3180户，占总农户的2.1％。县农业开始由粮食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
第一篇 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