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婚姻家庭习俗
第一节 婚 姻
解放前，男女婚姻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本人无权过问。联婚讲门当户对，贫富不通婚，官民不联姻。民间有“官寻官，民寻民，庄稼人还寻庄稼人”之说。双方家境不同，婚后一方必受歧视。贫者如为女方，受歧视更甚。贫穷之家娶妻难，有的30岁左右才结婚。一般男大于女，有大10余岁者。求婚以女为主，要求男子精明能干，勤恳务农；男子如有某种手艺，能为全家谋生，虽田无一垄，亦可及早娶妻。中等人家求婚较易。富人婚姻圈子狭小，有邻里、远亲，甚至近亲结婚者，故有“侄女随姑”、“姨娘结亲”、“外甥女还乡”之俗。富家儿子定婚易，女儿找婆家难。有的女儿三四岁，即四处奔走托媒。求婚以男为主，定婚时向女家索取财物。定婚后双方一般恪守信誉，退婚者极少。
旧的婚姻还有早婚、纳妾、送童养媳、寡妇守节等弊端。富有人家为使媳妇早日生儿育女，及早操持家务，儿子十一二岁即婚配。女子大多18-20岁，结婚时丈夫年幼无知，及至年长色衰，丈夫嫌弃，离婚不能，痛苦万分。贫穷人家有的无力养育儿女，女儿幼小年纪即送至婆家，至婚龄结婚，叫童养媳，俗称“小童媳妇”。童养媳幼年即参加家务劳动，稍有不慎，即遭打骂。官宦富豪之家一妻一妾或一妻数妾。妾多为金钱所买贫家之女，地位低下，可随意遗弃，即使生男育女，仍不改变卑贱身份。妇女丧夫要守节，封建统治者以立坊挂匾等手段旌表守节妇女，城乡有“节孝祠”和“贞节坊”。守节之妇，家中财产由家族族长把持，过着痛苦屈辱生活。寡妇改嫁叫“过人”，备受歧视，且诸多禁忌：结婚不能乘轿，无人送亲、迎亲；不择好，随意指定日期；须夜间坐牛车或步行至男家；登车在野外，少数在家者，走后房顶戳一洞，以避邪恶；至夫家不举行仪式，不宴请宾客；婚后人称“后婚”，亲戚邻里喜庆之事不能参加，如不能迎新娘，不能为新娘作嫁衣等。旧时男到女家叫“人赘”，俗称“倒扎门”，受人歧视。
解放后封建势力遭到冲击，婚姻法颁布后，废除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1950至1951年，自由结婚的5163对，寡妇改嫁的2829人，离婚的2755人。青年男女多数由介绍人“牵线搭桥”，见面后经一段互相了解，情投意合，方约定婚期。60年代联婚以女方为主，选配偶讲阶级成分，重经济条件。多数女子追求工人，干部和军人，向往生活富裕社队。有的家庭因贫困等原因男子求婚难，因而出现换亲、转亲现象。定婚时女方索取衣物、手表、收音机、自行车及缝纫机等，男方须尽量满足要求。70年代后期，青年女子选择有知识有才干的男子，趋向富裕家庭。农村要彩礼之风日盛，女方索钱财、家具甚至房屋，致使男方债台高筑。政府提倡男到女家，做上门女婿的渐多。
第二节 家 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县内家庭有大、中、小三类。大家庭数代同居，成员数十人；中等家庭祖孙三代同居，全家十口左右；小家庭四五口，夫妻儿女相处。官宦富豪之家，以累世同居为荣。民国时期有“四世同堂”、“五世同居”之家。合水有张姓一家，四世同居，人40余口。数代同居之家，家长多由男性辈长者担任，钱财收支、物资发放，均出一人之手。平时以家法约束成员。家中老幼尊卑界限分明，儿子孝顺父母，媳妇尊敬公婆，妻子听从丈夫。媳妇每天向婆婆请安问好，捧茶端饭，铺床叠被，稍有不慎，即遭斥责打骂。一般家庭、婆母也不尊重媳妇。妯娌之间，更是矛盾重重，吵闹之事，时有发生。无法共同生活，即分家析居。分家由舅父主持，邀族中德高望重者参加，当众立约。小家庭亦男尊女卑，妻子大多不出门户，养育儿女，料理家务，俗称“家里人”。丈夫对妻子任意打骂，还可休妻，而妻子只能逆来顺受，不能提出离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趋向小家庭。儿子结婚后，往往离开父母另立门户。1982年，全县1口之家占总户数的5.48％，2口之家占7.9％，3口之家占11.22％，4口之家占16.04％，5口之家占19.23％，6口之家占16.33％，7口之家占11.86％，8口以上家庭占11.94％。家庭中夫妻关系平等，共同劳动，共同养育儿女，管理家务。婆媳相处之家，媳妇多居主导地位，婆媳关系多数紧张，不能和睦相处。家庭关系也有相处好的：谭店乡桂李村杨玉兰，30年如一日，伺候婆家老人、病人，被人誉为“好媳妇”；杨庄乡操场村陈秀芬，在公婆去世后，主动为弟弟们操劳，先后帮助3个弟弟成家，1985年被省妇联命名为“五好家庭”。
第一编 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