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农民占全县人口的98％，多数生活贫困，饥馑战乱之年更加苦难。民国31年（1942）夏，县境大旱，晚秋无收，致使1.5万户负债、破产，5万人离乡背井、卖儿鬻女，1.4万人饿死。民国33年，日军第二次犯境，田园荒芜，物价暴涨，多数人家吃不上盐。为谋生计而流落城镇的农民，或当学徒店员，或拉车搬运，或做小买卖，或沦为乞丐，生活也极其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贫苦农民分得土地，生活开始好转。此后，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生产有所发展，多数农户略有余粮。1958年农民转入公社，吃在公共食堂，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严重影响，导致生活困难。1961年，解散食堂，分给社员自留地，生活好转。“文化大革命”中，收回自留地，多数社员只分口粮，每人全年180公斤左右，仅够食用。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从此农民得以温饱，且多数户有余粮。同时，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很快，到1985年，人均达378元，并出现近2400户“专业户”，率先劳动致富。“专业户”占全县总农户的1.7％，全年收入人均523元。但全县尚有2500多户只初步解决温饱，经济开支仍困难，占总农户的1.8％。
职工、市民的收入，随着工资改革，市场开放和经济发展，也相应增加，绝大多数户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个别户尚有困难。
第一章 农民生活
第一节 解放前生活状况
解放前，依农民生产、生活水平，大致分为中等农户和贫苦农户，二者均处于贫困状态，而后者更甚。
中等农户 中等农户占有一定的土地，能自给自足或自足有余，其生活劣于地主而优于贫苦农户。这部分农户为自耕农。民国36年（1947），全县有自耕农2.4万多户，占总农户的32％。
权寨乡权寨村自耕农陈从，民国25-30年，全家7口不缺少。住5间草房。家具只有两个木箱，1张两斗桌，1个条儿和2把木椅。民国31年晚秋无收，仍有粮吃，且能供养4个孩子上学。
权寨乡何庄村自耕农张进山，民国29年，全家20口人，8个劳力，40亩地，3头牲口，车、犁、楼、耙配套齐全，常年磨粉磨油。粉渣油渣喂牲畜。一年养成猪12头。畜多粪多，地肥庄稼好。麦季亩产125公斤，秋季亩产140公斤，年产粮6.85吨，加上卖猪换粮2.7吨，粉条换粮纯收入10吨，合计全年收入粮食近20吨，除缴纳各种税粮800公斤外，人均960公斤。粮食盈余，一年放“稞子”（高利贷粮）600公斤左右。全年多半吃杂粮，麦收季节三四天吃一顿捞面条。过年蒸白面馍和花卷馍（黑白面分层相间），白面馍待客，花卷馍自食。除过年杀一头猪外，平时很少吃肉。蔬菜自食有余，常赶集卖菜。衣着虽为粗布，但人人夏有单，冬有棉，无冻馁之苦。住草房15间，前后两个院。室内家具，只有8张木床，5个木箱，4条木凳。民国31年饥荒严重，粮食仍自足有余。是年买地7亩，民国35年又买地11亩。
贫苦农户 贫苦农户少地或无地，多靠租地当佃户或当雇工谋生。民国36年，全县有佃、雇农4.5万多户，占总农户的63％。这部分农民受剥削压迫深重，生活十分艰难。
租种地主土地，所收粮食按每亩加倍扣除种子后再对半分，租额高达60％。佃农除交租外，还服劳役，给地主磨面、劈柴、担水、修房舍、出公差等。常年辛劳，收入微薄，不敷温饱。
权寨村佃农李法海，民国27年，全家8口人，2头瘦弱牲口，自有地4亩，租种地40亩，代耕地8亩。代耕地所收粮食全交地主。租地年产粮3.6吨，扣除种子和交租后，实分1.55吨，加上自有地年产粮400公斤，共计1.95吨，扣除饲料和其他用粮，实有口粮1.2吨，人均150公斤，不敷全年食用。为弥补口粮不足，生活刻苦节俭。常喝红薯粥、汤菜杂面条，吃馍多是粗面或糠面。春夏剜野菜，采树叶，掺粮充饥。穿土布衣，自己缝制，二三年做一件，破了再三缝补。冬天，棉衣内无衬衣衬裤，俗谓“耍筒子”，过了冬取出棉絮当夹衣穿用。3条破棉被，多处缝补丁。住地主牲口屋，6间草房。家具只有1张木床、1张单斗桌、1个木箱和2把木椅。
民国31年春，因缺粮借地主1斗（21公斤）豆子，麦后按“青麦钱”折价还麦7斗。是年麦季减产，晚秋旱死，除了还帐，全家人均口粮不足30公斤。无奈借地主麦子21斗。将麦子换成杂粮仍不够用，吃野菜、啃棉籽饼度日。其父56岁，妹3岁，先后饿死。第二年遭蝗灾，秋粮减收大半，为度荒年，又借地主小麦20斗。此时已负债41斗，加上1倍的年利共82斗。每年麦季分得的粮食，除还利息后所剩无几，次年仍欠债82斗。年年还债，年年欠债，直到解放后才结束了负债之苦。
权寨村雇农杜进才，全家7口人，无房无地，民国28年给地主陈禹祥看管坟场树园，就地搭草屋栖身，无报酬，靠乞讨和帮工度日。床上无棉褥，两条破棉被，里外补丁摞补丁。杜进才冷天睡麦秸窝，热天一片破席随地露宿。衣服多是讨来的，褴褛不堪。民国31年闹饥荒，全家乞讨无门，将一些破烂家产全变卖，也未能挽救苦难的命运。其父40多岁饿死，12岁的大妹换1.5公斤馍被人领走，至今无下落，小妹2岁当童养媳。
雇工生活更凄苦。许多雇工在地主家牛马大半生，年老解雇，孤独一人苦熬到死。老雇工陈合彦，五沟营乡陈坡寨人，20多岁离家到城东李庄地主李清堂家当雇工，直干到70岁解放时才回家，孑然一身，别无所有。
附：地主生活状况
地主阶级生活优裕，大地主尤其豪华奢侈，极尽享受。权寨大地主陈禹祥，全家16口人，原有土地2800亩，民国31年增至3800亩，另有苗圃12亩。除雇工自种40亩外，其余全由佃户租种。出租的地，按定额收租，减产不减租。每年收租粮564吨，加上自种部分，全年共收粮576吨。兼营工商业，在权寨、漯河、新郑、开封、郑州等处开办15个工厂和商行。雇用管家2人，保镖1人，家丁6人，丫环、保姆各2人，厨师、帮厨各1人，长工4人（其中大把1人赶轿马车，二把2人喂牲口种地，三把1人磨面打杂）。养7匹骡子，7条看家大狗。
陈家住深宅大院，有堂屋4间，过屋4间，南屋4间，西屋3间，客厅3间，仓库10间，电话室2间，全是砖瓦房，药房6间为楼房，厨房3间为草房。牲口屋院有草房8间，柴禾院堆放柴草杂物。宅前走马门楼，镶彩绘雕花，挂金字匾额。
客厅为方3丈（100平方米）的大房间。厅前门两侧距地面1米以上是整间大的饰雕花图案的玻璃窗。厅内置屏风、条几、紫檀木桌椅、细瓷茶具和大挂钟等。陈禹祥卧室，有条几、玉石面檀木方桌、葡萄架式的檀木椅、雕花木躺椅、高低柜、大站柜、大座钟、1米宽2米高的穿衣镜和挂帷幔的钢丝顶子床。儿孙住室，有各式皮箱、大站柜、大挂钟、顶子床。女住室有梳妆台。冬季各住室生煤火炉。家有两辆自行车，1辆轿马车，1部留声机，1部电话机。
陈禹祥冬穿皮袄、皮大衣、皮靴，戴皮帽；春秋穿缎子马褂、细布长衫、皮鞋，戴礼帽；夏季穿绸褂、绸裤、绸大衫、皮凉鞋。常拄手杖。老婆孩子冬季也穿皮袄、皮鞋，戴皮帽；春秋穿绸缎夹衣、毛衣；夏季穿丝绸衣衫，色彩鲜艳，质地精美。每人戴有手表。
陈禹祥对饮食不大讲究，他和家人及佣人同吃一个大伙。麦天和过年时节吃三四个月的麦面馍，平时吃花卷馍。过节炸油条、包饺子，有肉食。过年通常杀四五头猪。
陈禹祥外出常乘轿马车，保镖随车护卫。若偕同妻子儿孙外出，丫环、保姆也随车伺候。
第二节 解放后生活状况
西平于1948年10月全境解放。县民主政府立即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至1985年，全县农民生活有显著改善，但各个时期有所不同。
土改后及互助合作时期 1950年春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1951年粮食获得丰收，平均亩产143公斤，农民人均粮330公斤，比上年人均185公斤增长近80％，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也发展起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开始好转。此后，农户陆续加入互助组，生产有所发展，生活有所提高。权寨村李法海，7口之家，昔日连年负债，不得温饱，土改时分得土地17亩多，1951-1953年，每年收入粮食人均330公斤，吃穿有余。1953年扒掉分得的6间破草房，新盖6间瓦接檐的海青房。
1955年，全县70％以上的农户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年，粮食亩产113公斤，农民人均粮261公斤，多数农户卖余粮。
1956年，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农民集体所有，实行集体劳动，按工分付酬。是年遭受洪涝灾害，粮食亩产95.5公斤，农民人均粮231公斤。1957年，粮食亩产105公斤，比上年增产2.5％，农民人均粮236.5公斤。由于农户只分得标准口粮，实际粮食收入有所减少，尤其是劳力少的户，因工分少，收入减少较多。专探乡李湾村李文献，入高级社前全家6口人，9亩地，每年收入粮食人均220公斤左右；入高级社后的1957年，全家7口人，3个劳力，分小麦300公斤、大麦豌豆175公斤、红薯（折粮）170公斤、谷子150公斤、高粱55公斤、豆子35公斤，共计885公斤，人均126公斤，比入社前人均减少94公斤。权寨李法海，1957年全家3口人，半个劳力，麦季分粮135公斤，秋季分粮150公斤，全年285公斤，人均95公斤，比入高级社前人均减少235公斤。
人民公社时期 1958年由高级社转为人民公社。社员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由生产队记工分，按工分取酬。社员为多挣工分，天天得出勤，出勤即记分，习称“人头分”；出勤人数多，生产效率低。公社初期，受“浮夸风”、“共产风”影响，队队建公共食堂，社员同吃大锅饭。是年，庄稼长势很好，但丰产未能丰收，损失颇多；公共食堂管理不善，用粮无计划，也造成浪费；加之高指标高征购，社员口粮留量不足，致使1959年春粮食紧张。为度过难关，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到处采集代食品。至1960年，全县发生严重粮荒，生产队食堂只能维持非常低的伙食水平。社员食不果腹，营养不良，体质下降，老弱者多患浮肿病，以致造成严重后果。
1961年春，生产队食堂解散，各家重起锅灶。同年，社员分得自留地，允许开小片荒地、经营家庭副业和饲养家畜家禽。第二年又借给每人2-3分耕地，自种自食，休养生息，社员收入增加，生活好转。是时，集体生产并未增长，分给社员的全年口粮标准只有150公斤左右。权寨李法海，一家3口，半个劳力，全年从集体分得粮食300公斤，自留地和借地收入粮食450公斤；专探李湾村李勋，一家4口，2个劳力，全年从集体分得粮食500公斤，自留地和借地收入粮食600公斤；同村李文献，一家7口，4个劳力，全年从集体分得粮食950公斤，自留地和借地收入粮食1.1吨。以上3户，从集体分得的口粮都不宽裕，加上自留地和借地的收入，则自足有余。生产队为了提高社员实际吃粮标准，扩大红薯种植面积。红薯产量高，且5斤折算1斤粮。此后，社员以食鲜红薯和红薯干为主，一日三餐均离不开红薯，甚至赶面条也得掺用红薯面。自1970年逐步扩大良种玉米种植面积后，农民吃粮结构有所变化，基本是红薯、玉米各半。
“文化大革命”中，多数社队的日工分值不足2角，社员只分得口粮、柴、菜，分不到现金，并将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不准经营小片荒地，有些农副产品不准上市，社员收入相对减少，经济生活长期陷入困境。权寨李法海，1977年，全家5口人，1个劳力，分粮725公斤，折款220元，分柴、菜等折款36元，合计收入256元，人均51.2元，加上家庭副业收人260元，全年收入516元，人均103.2元。李湾村李勋一家，1977年5口人，3个劳力，全年分粮655公斤，折款200元，分柴、菜等折款40元，合计240元，人均48元，加上家庭副业收入72元，全年收入312元，人均62.4元。同村李文献一家，7口人，3个劳力，全年分粮655公斤，折款200元，分柴、菜等折款40元，合计240元，人均48元，加上家庭副业收入72元，全年收入312元，人均62.4元。同村李文献一家，7口人，3个劳力，1977年分粮1.03吨，折款310元，分柴、菜等折款45元，合计收入355元，人均50.7元，加上家庭副业收入78元，全年收入433元，人均62元。社员经济拮据，无力改善居住条件，95％的农户仍住草房。不少农户以棉换线自己织布做衣穿。家庭生活用品依然简陋，没有新式家具，很少有蚊帐，只有个别户有缝纫机、自行车。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 自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县境逐步推开，1982年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得以发挥，粮食产量大增。1983年，全县小麦亩产285.5公斤，秋粮亩产213公斤，人均粮517.5公斤，1984年人均530公斤，比改革前1977年人均148公斤增加2倍多。家家卖余粮，一度出现“卖粮难”现象。同时，家庭副业等多种经营也发展起来，出现了向商品生产发展的势头。农民收入增长很快，1985年人均378元，共存款3594万元。权寨李法海一家5口，承包地8亩，1983-1985年，每年平均实收粮3.5吨，折款1400元。三年卖两头牛犊、两头猪，年均收入600元。烟叶、菜籽、菜园每年收入300元。合计每年收入2300元，人均460元，比1977年人均103元增长3倍半。李湾村李勋一家4口人，1985年人均收入255元，李文献一家6口人，人均收入244元，均比1977年增长3倍左右。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全县开始出现一批先富起来的“专业户”。其专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60％以上，超过当地一般农户收入1倍左右。1985年，全县有“专业户”2389户，占总农户14.4万户的1.7％，家庭人口1.2万人，总收入1074.5万元，其中专业收入739.7万元，全年纯收入610.1万元，人均收入523元。
芦庙乡合庄村吴金松，全家7口人，以前因父亲和爱人常年患病，欠债3000多元。1981年后，靠繁殖幼畜、仔猪致富。至1984年收入达1.3万元，由欠债户变成万元户。
宋集乡宋集村宋朗山，双目失明30多年，全家5口人，以前常为吃穿发愁。从1982年开始，指导妻子、儿女做酱油、醋，腌咸菜，养猪，每年收入均在3000元以上。
城关镇西关村，486户，2183人，465亩地，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前，人均口粮50多公斤，收入不足60元，家家缺粮少钱。村委主任马云清于1980年10月率先搞起成衣加工，两年纯收入2.5万元，从而带动全村400多户加工成衣。各户经济收入逐年增长，到1985年收入超万元的189户，5000-1万元的220户。
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生活水平相应提高。常年吃白面，玉米主要做饲料用，红薯用以调剂生活。家家有菜地，四季吃鲜菜、细菜。夏季常吃捞面条，办喜事设筵席，来客多以酒肉招待，逢年过节买肉、杀鸡、炸油条，各种食品比平时更为丰盛。衣着大都穿化纤纺织品和部分毛纺织品。绝大多数农户新建了砖瓦房。1985年农村建新房51.6万平方米，农民住房面积已达842万平方米，人均12平方米，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增加8平方米。有些农户独家小院，砖院墙，瓦门楼，院内种有树木花草，环境比较优美、舒适。用具多已更新换代，许多农户有大立柜、高低柜、三斗桌、写字台，部分家庭有沙发、电视机、电风扇、收录机、摩托车。普遍有自行车、缝纫机。
此外，1985年全县尚有未脱贫的困难户2534户，占总农户的1.8％。这些户经济收入很少，生活仍相当困难，常靠社会救济或亲友资助。其家庭主要成员多是缺乏或丧失生产劳动能力的人。城郊乡郭店村李德运，年近60岁，一家3口，只会种庄稼，有病无钱医治，甚至有时缺吃盐钱，常靠已分居的大儿子接济。
据对人和乡高桥村和城郊乡郭店村100户农民1985年收入情况调查：人均收入不足200元的2户，7人，其农业收入约占90％以上；人均200元以上不足500元的79户，350人，其农业收入和工商副业收入各约占50％左右；人均500-1000元的10户，43人，其工商副业收入约占70％上下；人均1000-2000元的7户，30人，其工商副业收入占80％多；人均2000元以上的2户，8人，其工商副业收入占95％以上。
附：韩堂、王店和毛庄农民生活调查
韩堂村位于县城西南45公里处，靠近山区，农民历来以务农为生。据对其村8户统计：民国36年（1947），人52口，地38.5亩，草房38间，牛1头，驴5头，小麦亩产60公斤，高粱亩产140公斤，豆子亩产75公斤，谷子亩产100公斤，红薯亩产400公斤，全年人均粮121公斤，仅够半年食用。4户借粮借钱，3户吃糠菜3个月，1户农闲砍柴，弥补生活不足。解放后，土地改革中，8户都分得土地，1951年粮食平均亩产161.5公斤，自给有余。1958年入公社后收入下降。1977年，8户仍住草房38间，人均粮204公斤，人均收入现金8.4元。1982年，8户承包土地53亩。1983年，小麦亩产250公斤，玉米350公斤。1985年，共收小麦13.5吨，杂粮15吨，烟叶3.5吨，人均粮300公斤。家庭副业有养猪、养羊、养鸡、养兔、磨油和运输等。是年，收入现金1.2万元，人均274元。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住混合结构的平房9间，砖瓦房23间，草房16间。有汽车1辆，自行车11辆，架子车5辆，缝纫机6架，收录机2台，收音机6台，手表12块，大立柜5个，小立柜4个，条几柜1个，沙发2对，写字台3张。
王店村位于县城西北1公里，人多地少，除务农外，兼营商业和手工业。据对该村10户统计：民国36年，人53口，地52.3亩，草房27间，牛1头，驴1头，牛车1辆，全年人均粮94公斤，不足半年食用。是年共收入现金160元，人均3元。9户卖馍卖面或卖米，1户讨饭。1977年，人78口，住草房41间，年人均口粮118公斤，全年收入现金718元，人均9.2元。1982年，承包责任田63.6亩。1985年收小麦18.5吨，玉米15吨，豆子400公斤，人均粮食321.5公斤。5户加工成衣，3户做木器，另外种菜、杀鸡、宰羊等，全年收入现金3.3万元，人均308元。住混合结构平房22间，砖瓦房53间，草房10间。有架子车17辆，自行车25辆，缝纫机23架，黑白电视机1部，收录机6台，收音机8台，座钟8台，手表23块，大立柜8个，小立柜5个，高低柜3个，写字台3张，大沙发2个，小沙发4对，三斗桌6张，洗衣机1部。
毛庄村位于县城西北7公里，地处洼坡，民国以前因常年积水，五谷不生，农民因地制宜种植茅草，靠卖草买粮糊口，生活异常贫苦。民国年间，人口增多，开垦一部分草地，试种粮食作物，因水患未除，亩产不满50公斤，农民生活依然贫苦。解放后，开河挖渠，兴修水利，万亩草地变成良田。但公社化后，小麦亩产一直在100公斤上下，秋粮70多公斤，农民仍未脱贫。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仅一年功夫，小麦亩产由100公斤提高到300公斤，增产2倍。年人均粮食850公斤。
第一编 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