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党的重大活动纪略

第一节 夺取政权的斗争

      1926年（民国15年）10月，为迎接北伐军入像，中共河南区委派遣正在上海大学学习的张家铎回到驻马店，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驻马店特别支部，领导驻马店、确山、汝南等地的革命活动。张家铎任特支书记，张绍曾、王心恒任委员。年底，建立了驻马店等4个党小组。
      1927年（民国16年）2月，林壮志任驻马店特支书记（负责汝南），张家铎为宣传、农运委员（负责确山），张绍曾为组织、工运委员（负责驻马店）。同时，特派员贺俊夫到特支指导工作。2月15日，特支召开各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确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协会。
      农历三月初三，特支领导的确山暴动，活捉了县长王少渠，释放狱中在押的贫苦百姓，成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创建了河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派张国焘来河南，强令驻马店特支取消确山临时治安委员会，撤出农民自卫军，交出县政权。
      4月中、下旬，北伐军陆续进入驻马店，特支分别在凉亭（火车站北道口）、西大操场、界牌、顺河召开军民联欢大会，选出50名农民组成向导队、侦探队，协助革命军北上。5月1日特支委员张家铎在京汉铁路工会驻马店分会召开“五一”节庆祝大会，有300多人参加，大会一致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讨伐奉系军阀、继承“五一”革命精神和组织工农团体等决议。即日，成立了确山县第二区党部，由张家铎兼管党部工作。为加强农民自卫军力量，特支为河南农民自卫军训练班输送学员60人。5月4日，各青年团体召开代表大会，纪念“五四”爱国运动。同年5月，中共驻马店特支直属中共河南省委。
      6月，特支书记林壮志调离，由陈桂荣接任。9月27日，张家铎在张立山家稻场主持召开会议，传达省委转发的“八七会议”精神，抵制右倾机会主义，组织农民武装，举行秋收起义。
      8月，撤销驻马店特支，建立中共驻马店市委，由铁路工人梅凑朴负责工作。9月，豫南特委在驻马店设办事处，李明歧任主任，曹家政任秘书（未到任），马尚德任组织委员，兆奎任军事委员。
      农历十月初一午夜，刘店秋收起义爆发。初二，市委召开大会，处决劣绅张振东，开仓济民，建立豫南工农红军游击队。是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驻马店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王彦生任支部书记。同时，成立铁路党支部。
      1928年（民国17年）1月，省委书记周以栗在铁路工人雷树浩家召开确山、驻马店联席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准备再次暴动。4月，市委停止活动，党组织转入农村。5月24日，在地下党工作人员张景须的策动下，陕军驻扎在驻马店梁店的一个排21名士兵，由排长王克光带领，携长短枪13支起义。
      同年10月，尚伯华任确山县委书记，县委设在驻马店。很快建立了以郭楼为中心的西区，水屯为中心的东区，香山、大王庄为中心的南区，洪沟庙为中心的东二区5个支部，发展党员数十名。10月上旬，驻马店西郭楼村建立了特别支部。郭守业任书记，郭钦先负责组织，牛天成负责宣传，郭广任委员。
      1929年（民国18年）3月，尚伯华、孔繁益、王彦生、轩辕生等人在驻马店周围恢复建立党支部。麦收时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迫使地主豪绅答复“鞭杆会”、“贫农会”提出的收麦条件，取得了麦收斗争的胜利。7月9日，驻马店代表张阳索出席了平汉铁路工会在长辛店召开的第四次工人代表会。
      1930年（民国19年）1月，驻马店铁路道栩成立党支部。3名党员领导40多名工人，张贴标语，反对工头侵吞工人赏金。同年春天，郭楼村建立中区委员会，孔繁益任区委书记，郭钦先任副书记，牛天成、郭守业为委员。全区建立12个党支部，发展党员120人；组织了“赤卫队”和“突击队”等革命武装，有长短枪82支。中区委发动铁路工人和附近农民赤卫队组成爆破组，一夜间炸毁信阳至驻马店间的铁路桥梁8处。地下党员孙纪遂带领10余人，连夜挖空南大河桥上的枕木，放进6公斤炸药，使敌军车毁人亡。
      1931年（民国20年）春，中区委改组，孔繁益调离，郭钦先任中区委书记，王国华任区苏维埃主席，王章任组织委员，康春任宣传委员，王国清任武装大队长，发展党员80余人，建立15个党支部。
      1932年（民国21年）1月，赤卫队击毙确山团总王守先及其侍从9人，缴获枪20支。后又打死恶霸张耀武、吴俊英、高少仁、徐桂英及清乡队长边占堂，获枪数十支。年底，豫南特委机关迁至驻马店王彦生家，发展党员7人。
      1933年（民国22年）3月，东、西、南区委有党员400多人，组建了游击队，发动了3次较大的抢粮斗争，并处决了大橡庄恶霸地主赵永康。
      1934年（民国23年）8月16日，驻新蔡骑兵13旅和县保安旅的3个中队来驻马店一带“清剿”，在王庄包围了游击队，激战数小时，被游击队击毙120余人、马10匹。由于敌众我寡，游击队负责人崔华楼，吕鸿宾和全体战士壮烈牺牲，党员、干部100多人被逮捕。驻马店一带党组织惨遭破坏，革命斗争转入低潮。
      1935年（民国24年）2月，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由江西瑞金密回确山，和肖章同志取得联系，根据朱德总司令“游击队在驻马店周围是最危险的，应把游击队拉到山上去，拉到“三不管”的地方去，生根发展”的指示，王国华把游击队拉到铁幕山一带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7年（民国26年）2月，红色游击队队长陈香斋带领7名队员，化装成“乐丰”粮行的贵客，前往豪绅张庆岑家“贺喜”，将他活捉，罚款千余元。
      1938年（民国27年）恢复了党组织，建立中共驻马店支部，书记段常钦。
      是年1月11日，共产党员邢锡文在北张楼、小刘庄、王楼、老街等地组织抗日游击队100多人持长短枪50余文，在西刘庄集结，准备开往竹沟受训时，被国民党联保主任张贞臻的地方团队包围。邢锡文、青国和、杜中等12位战士壮烈牺牲。4月，地下党支部书记申耀东利用教师的身份，组织宣传队、歌咏队、张贴标语，排演《放下你的鞭子》、《张家老店》等话剧，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民国28年）2月，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子久派段重希回驻马店，在支部书记申耀东的领导下做抗日救亡工作。秋，由段常钦接任书记。
      1941年（民国30年）2月，地下党组织群众搜集国民党武装失散的枪支，以香山为中心，联合蚁蜂抗日游击队，在准备集结时，叛徒阎海亭密告剿共头子孙星南，孙忙派兵进驻香山。段重希因被通缉而离驻。5月上旬，育英中学爆发了以反对校长段孟炎为名旨在反对国民党卖国投降主义的学潮。段仓惶外逃，并勾结豫南挺进军司令田维和国民党警察局长李湘山镇压了学潮，开除30余名学生。
      1945年（民国34年），国民党驻马店办事处书记张陶庵派人杀害了老街五里河村地下党员张子荣全家4口，并抢去为王国华游击队筹集的武器弹药。
      1946年（民国35年），靳庄共产党员靳振东，以摆纸烟摊为掩护从事党的联络工作。解放军总部派遣的军事情报站站长朱金奎以跑行商身份，搜集郑州、漯河、驻马店、汉口一线的敌军情报。同年，驻马店人民捐款在西大操场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1947年（民国36年）8月，孙绍先从信阳来驻马店育英中学任教，秘密发展党员，输送进步学生白桦（今著名作家）等去解放区工作。同月，张轸部为阻止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下，将指挥部由漯河移驻驻马店。
      1948年（民国37年）4月，解放军某部第三次占领驻马店。共产党员王庭正，在驻马店以北的郭庄、张楼、小王楼、昝庄等地恢复农民协会，并组织百人的农民武装。
      1949年（民国38年）1月30日，中原人民解放军某部进驻驻马店，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镇内各项工作。7天后撤退。3月30日，中原人民解放军于上午11时解放驻马店，建立了人民政权。

第二节  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斗争

      一、清匪反霸
      解放初，驻马店国民党残余有军统保三旅孙星南部遣河南纵队第八总队确山特务大队，下设3个中队，1个特务排，共13人，大队长路文彬。有军统局特务周通亮派遣剿匪反共救国军第一军数十人及中统特务情报组、华中反共自卫军第八纵队、华中义勇军、伏牛山区中国国民党道义河南分社、地下情报站等数百人。他们同地主恶霸互相勾结，烧杀抢掠，并企图暴动后上山打游击。市委遵照“肃清匪特，收尽匪枪”的指示，从1949年5月开始，以3个多月的时间，基本肃清市区内的反动武装；公审、枪决特务头子路文彬、恶霸朱国毫、鲁一臣；收缴长短枪107支，手榴弹216箱，子弹1万发，反动证件521件，物资折款73,480元，黄金75公斤，银元1,000块，现金13,794元。《豫南人民报》曾报道：驻马店市市民觉悟高，纷纷缴出敌伪物资，内有高射机枪8挺。
      二、镇压和肃清反革命
      由于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潜伏的反革命分子预感到末日来临，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的组织地下军，有的殴打干部和积极分子，有的造谣生事，恐吓群众，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12月，驻马店市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先后掀起两次镇反高潮。到1953年底，共开庭公审31次，不公开审理31次，逮捕反革命分子820人，其中协助外地逮捕163人。镇压93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关押121名，管制74名，还把在外地有民愤的409人送回原地处理。慑于镇反运动的威力，295名反动党团骨干、会道门头子和土匪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
      1955年9月，驻马店开始肃反运动。肃反又称内部肃反。到1959年4月，共进行5批。市委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专干162人参加这项工作。全市参加运动共有118个单位，14,759人（男11,918人，女2,841人），其中党员673人，团员1,274人，党团员占总人数的13.19％。运动中查出并定案的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169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1.14％。其中特务16人，反动党团骨干9人，汉奸14人，土匪16人，反动会道门头子2人，国民党军政、警人员46人，恶霸12人，阶级敌对分子6人，现行反革命分子4人，其他各种坏分子44人。运动中，挖出反革命分子杜玉山和王建珍等。杜曾任日伪乡长、中队长等职，亲自指挥枪杀农民2人，解放后组织武装暴乱未遂，潜入运输站，骗取副股长职务。王建珍（原名常寿春）曾任国民党警察局户籍干事、伪保长、汉奸队长、反共游击队长、联防队长。建国后逃到驻马店，改名换姓，伪造历史，窃取治安主任、人民陪审员、民兵队长等职务。运动中还挖出特务组织反共救国军、国防剿共义勇军、中央特警训练班、青年战地服务队、新民会、中南情报班等18个反动组织：并搜查出长枪2支，子弹192发，反动证件96件，其他敌伪物资60余件。在确定为肃反对象的319人中，经过调查甄别，定为反、坏分子168人。其中逮捕7名，依法管制31名，管制生产者21人，劳动教育者7人，送回原籍29人，开除7人，留用29人，免于处分21人，党内处分7人，未处理9人。
      三、取缔反动会道门
      驻马店市反动会道门主要有一贯道、红黄学（包括各种枪会）、庙道、九宫道、圣贤道、同善社等28种。其中一贯道道首占道首总数的68.8％，道众占道众总数的50％。该道于942年（民国31年）由范仲秒、师杰三2名传师和1名机手从河北省传至汝南，次年春，又由老前人黄志平从汝南传入本市。他们在新华街的华茂商行设立佛堂，先后发展6名坛主。其组织一直由范仲秒（后升道长）领导（系天津派）。1945年，该坛迁庆记果店，改名忠义佛堂。1950年，有老前人1名、先前人3名，点传师、坛主23人，公共坛主、分坛主、家坛主、机手30余人，道众逾万。他们勾结敌伪人员，利用封建迷信，秘密串连，发展道众，造谣破坏，反对共产党。同时，还奸污妇女，敲诈勒索，进行各种犯罪活动，民愤极大。
      1953年2月4日，根据全国第五次公安会议精神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必须在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实行坚决打击首恶与争取团结会众、教育群众相结合，镇压威力与政策宣传相结合”的方针，在全市普遍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历时23天。共缴获各种反动道会书籍154册，供盘供碗195件，圣台62个，神像28尊，香炉23个，乩架、木鱼、罄等多件。至此，反动会道门组织被彻底摧毁。
      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25日，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11月23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驻马店分会成立，有领导、有组织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市范围内展开。
      1951年3月5日，4,423名工人和农民上街举行反美爱国示威游行，6日，4,344名青年、7日，3,675名工商人士、8日，8,000余名妇女、9日，2,911名回民、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和医务工作者等共22,465人参加游行。召开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大小会46次，座谈会242次，参加控诉的群众达7,697人。5月1日，3,173人在和平宣言上签名。6月14日，省赴朝慰问团来驻马店作报告12次，听众达10,130人次。文艺宣传队和学生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城乡到处是“打倒杜鲁门”、“打倒麦克阿瑟”的怒吼声。
      1950年12月，市总工会发出《告全市青年工人书》，号召青年工人积极报名参军参战。全市有162名青年参军。火车站党支部书记张明甫带领12名铁路工人赴朝参战。从市政工程处入伍的史传振在五次战役中英勇杀敌，荣立大功1次，二等功2次。
      1951年6月，市抗美援朝分会决定捐献“驻马店号”战斗机1架。全市人民积极响应，截至9月底，完成捐款83,034万元（旧币），超过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捐献救济朝鲜难民款4,842万元（旧币）以及大批慰问品。
      1951年5月，解放军159医院接待第一批归国伤病员800余人。全市迅速掀起慰问伤病员高潮。一星期内，自愿给伤员输血者304人；机关、团体和私人让出房屋695间，捐款2,977万元（旧币），鸡蛋26,291个，香烟1,250盒，毛巾271条，光荣花200朵，锦旗9面，日用品及其他物资348件；组织妇女洗衣组105个630人，慰问团317个，担架49副；还开展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和缝慰问袋活动。中、小学发起“一颗子弹”的捐献活动，仅3天就捐献58.55万元（旧币），鸡蛋318个。
      1954年，中国人民志愿军0065部队从朝鲜战场来驻马店休整。市委成立拥军办公室，腾出房屋514间，借用家具2,441件，供应蔬菜5,121.5公斤，组织妇女7,321人，成立44个拥军洗衣组，热情接待志愿军官兵。
      五、民主改革
      1951年6月初、市委根据省、地委指示，在5个工厂、5个行业、16条 街道计26个单位中，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整个运动分4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准备工作。抽调46名干部进行训练，武装思想，分3个工作组，分片包干，各负其责：第二步：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第三步：进行民主团结教育和劳保登记：第四步：对工厂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健全民主管理制度，改善经营管理，开展生产运动，巩固代表会议制度，建立民主政权。
      民主改革运动中、充分发动群众，参加人员21,316人，1,358人诉苦，检举反革命分子和封建钱余分子、市委召开大、小斗争会124次，斗倒敌人78名（工厂14人、行业29人、街道35人）。其中，搬运公司封建把头陆六顺，通死人命9条，强奸妇女42人，榨取工人血汗钱3亿元（旧币）；交通街恶霸段常德一贯奸污妇女，逼死人命两条；华昌烟 封建把头陶村记一贯虐待工人。解放后，他们仍不思改悔，继续隐蔽在人民内部压迫剥削人民。
      运动对被斗争人员进行经济清算，本着“政治从严、经济从宽”的原则，共清算23人，收缴人民币24,878万元（包括物资、房产折价）。其中绝大部分资金用以扶植街道生产，剩余4,878万元分给509户1,807个贫苦市民。
      经过民主改革，在城市街道、企业等基层摧毁封建势力的统治，把工人和市民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建立了生产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制订了生产计划、爱国公约、师徒合同，增强了劳动热情，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运动中涌现831名积极分子，发展工会会员204人，团员49人。

第三节  “三反”“五反”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1952年1月至5月，驻马店市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又俗称“打老虎”，主要在国家机关、公营企业、国家事业部门中进行；“五反”亦称“反五毒”，在工商业者中进行。
      一、“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8日，抽调专职干部10余人成立办公室领导全市运动，1,200余名职工、干部参加。分民主大检举、反贪污斗争、思想建设3个阶段。各单位在党支部领导下成立“打虎队”，贪污分子陷于群众包围之中。到4月5日，揭露出有各种经济问题的干部、职工134名，贪污总额达25亿（旧币）。花纱公司、交易所、工商局等单位，查出贪污款1,705万元（旧币）。市府机关查出贪污款11,300万元（旧币）。逮捕法办3人。“三反”运动有利于教育干部、防止腐蚀、巩固政权．但也存在有某些偏差。9月，根据《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对在“三反”运动中受处理的109名人员进行复查，党内复查24名。根据情节，改变了原处理决定。
      二、“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于1952年1月28日开始。本市的私营工商业者多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主要违法活动多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制造假账、隐藏现金、投机倒把、弄虚作假，侵害国家利益。盐业商刘厚生、李道勋等，为争夺国营食盐市场，贷款套购食盐80多万斤，待价而沽，企图垄断市场，牟取暴利。颜料店经理阎杰三，在广州购货，漏税70多万元（旧币）。制鞋业经理朱晓云组织群力鞋厂做军鞋，刻假章、上假帐300万元（旧币）。
      全市参加运动的私营工商业者共计2,191户。经群众揭发和组织查证，守法户123户，占总户数的5.92％；基本守法户1,073户，占总户数的48.81％；半守法户719户，占总户数的32.7％；严重违法户235户，占总户数的10.7％；完全违法户41户，占总户数的1.87％。工商业者“五毒”行为有15,191起，侵占国家2,140,280万元（旧币）。其中行贿877起，28,924万元；偷税漏税10,216件，1,719,748万元；偷工减料248件，14,748万元；其它2,803件，293,040万元。工业、手工业303户，“五毒”行为511件，侵占国家238,631万元，运动中全部追回。
      “五反”运动亦曾出现斗争扩大化现象，在定案处理时得到纠正。1952年9月，运动结束。

第四节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土改结束后，驻马店农民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1954年春，全市组织起18个农业生产互助组，拥有土地1,087亩，牲畜、农具统一使用，土地分散经营。共参加118户，494人，占全市农户的52％。秋，发展到32个互助组，85％以上的农户参加。1955年夏，在32个互助组的基础上，7天建立5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256户，占农户总数的96.13％，实现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因地种植，生产资料折价入社统一使用，人力集中，按劳动日和土地股分比例分配。建社后，农业生产有了发展。1955年粮食产量比1952年单干时增长45.3％，比1953年互助时增长23.8％。1956年5月，5个初级社转为两个高级社（即五一社和五四社），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初级社转高级社的主要标志是由“土地入股分红”改变为“按劳分配”。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1956年，本市遇到百年未有的水灾，市委组织万余干部、群众，从平地1尺深的大水中捞出小麦，获得亩产60公斤的收成。
      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全市有手工业者576人，总产值415,400元。年底，组织4个生产互助组，参加50人，占总人数的8.68％。1954年，组织铁业、木业、竹业、雨伞4个生产合作社，入社168人：互助组6个，入组103人，占总人数的32,85％，股金9,687万元（旧币），公积金9,115万元（旧币）。1955年，成立手联社，贯彻“边发展、边巩固提高、边整顿”的方针，合作社发展到16个，入社601人，互助组9个，入组101人，共计702人，占总人数的96.43％。1956年底，有合作社17个，入社1,062人，占总人数的99.8％，基本上实现手工业的合作化。17个合作社有资金233,142元，其中固定资金45,171元，流动资金187,971元。社员的工资收入有很大的提高。缝纫社社员入社前（1954年）每人每年平均收入218元，入社后（1956年）增加到350元，提高60.55％。竹业社、木业社、雨伞社共67人。1955年，人均收入290元，1956年收入369元，提高27.24％。其中增加收入的61人，占总人数的91％；减少收入的6人，占总人数的9％。完全符合中央要求90％以上的社员增加劳动收入的精神。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驻马店所占比例较大。1953年1,280户，从业1,768人，资金73,874元。其中，纯商业户892户，占69.7％；从业人员1,211人，占70％。饮食业350户，占27.3％；从业414人，占23.4％。服务性行业38户，占3％；从业143人，占6.6％。市委遵照中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及“限制、利用和改造”的和平赎买政策，抽干部36人，建立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办公室。先后办训练班6期，训练商业人员400余人。1954年上半年，重点试行公私合营的小型铁工厂1户，商户5家。它们以经销的形式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到9月底，在百货、纱布、文具、香烟、食盐等行业中又将52个商户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截至1956年6月底，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公私合营的，161户，550人；对其余1,119户，1,213人则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形式进行了改造。改造后，有公私合营商店9个，门市部41个，从业243人；合作商店（小组）22个，门市部和流动摊61个，从业465人。
      1953年至1956年的3年多时间内，全市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也出现了某些缺点和偏差。1955年夏以后，对农业合作化以及手工业者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化。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第五节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中共第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宣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整顿三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1957年5月27日，驻马店市成立5人领导小组，组织整风办公室，分3批进行整风。首先，在机关、企业和中学的部分人员中进行：其次，在工商、医务人员中进行；第三，在各中、小学及文艺团体中进行。参加运动2,092人，其中党员153人，团员396人，各界人士25人，群众1,218人。他们分别应所在单位党组织的邀请，参加座谈会，“帮助党整风”，向党组织和领导人提意见。很短时间就贴出大字报777,310张，以各种形式提出意见964,563条。对党的工作和干部作风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同时，社会上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6月，整风运动停止，开始反右派斗争。由于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1957年10月到1958年8月，全镇错划右派111名，外地遣回驻马店原籍者12名。其中干部34人，教师50人，医务工作者5人，工商界18人，技术人员4人；因右问题戴上各种帽子或未戴帽子而被处理的共38人。错划为右派和因右问题者在职91人，离职57人，判刑1人，其余被监督劳动。1962年，有2人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镇委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111名错划右派全部予以改正。
      反右派斗争严重打击了一批知识分子、爱国民族人士和党员干部。同时，还造成了更加不幸的后果，出现了政策上的极左和生产上的盲目蛮干。

第六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总称“三面红旗”。1958年春，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月，驻马店镇工业掀起“大跃进”高潮。11月1日，为适应“大跃进”形式，全镇实现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
      一、“大跃进”
      1958年8月初，中共驻马店镇委召开扩大会议和全体干部会议，反复进行动员。镇委成立“驻马店镇钢铁工业生产建设指挥部”，提出“全党总动员，千军万马把钢铁炼。铁水滚滚流，钢花飞满天。人人插红旗，炉炉都争先。日产钢铁35吨，群群卫星飞上天”的口号。全镇18,000人大闹钢铁，占总人口的60％以上。参加的群众，有60多岁的老汉，也有十几岁的少先队员。
      驻马店区域小，矿产资源几乎是空白。指挥部指挥开矿大军400余人，分赴确山县的乐山、白石沟、北泉寺找“宝”，誓言是“不把矿石变钢山，胡子白了不下山”；还组织7,000余人的运输大军，使用各种运输工具，分赴新安店、北泉寺、蚁蜂、香山等地拉运矿石、分解石和红土。为解决矿石严重不足，还发动群众把民间各种铁器收集上来，大批铁锅、铁勺、铁盆、铁拉手、家具上的饰件及铁制农具被送到炼铁厂，好铁被炼成废铁。9月4日，：驻马店第一炼铁炉放出第一颗钢铁卫星。接着，名目繁多的炉名竞相出现。有“卫星第一炉”、“卫星第二炉”、“青年长命炉”、“青年超美炉”、“青年红旅炉”、“红旗长寿炉”、“长寿卫星炉”、“穆桂英炉”、“花木兰炉”等。共建5立方米高炉3座，3立方米土炉17座、1.5立方米小土炉40座、阳城土高炉23座、大庙畈小土炉85座、土法炼钢炉180座，总计348座。指挥部组织7次生产大会战，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第一次高潮，声称日产钢铁10,668,5公斤，到第四次，日产竟达铁4,800吨，钢23.1吨。
      全镇各行业都参加了“大跃进”。不到10天，建立各种大小型工厂55个，参加2,673人。到1958年底，有钢铁厂、修配厂、砖瓦厂、骨粉厂、木工厂等92个，4,500名工人；建大小卫生所、保健站14个；学校增加到10所，学生6,787人；各厂矿、企业团体开办成人教育，兴办业余红专学校60所，学生5,882人。由于采取食堂学、车间学、宿舍学、炉旁学、会前会后学、班前班后学等多种形式，1959年就宣称成为“无盲镇”。
      “大跃进”年代，广大干部和群众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59年，在70天未下雨的严重旱灾面前，镇委组织群众日夜抗旱，打井，挖渠，修水库，打拦河坝，才保证127,019亩小麦达到亩产110公斤的收成。水利设施至今在农业生产上还发挥作用。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国情、地情认识不足，更由于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致使以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7日，镇委宣布驻马店人民公社成立。铁路东为东风分社，铁路西解放路以南为钢铁分社，解放路以北为红旗分社。11月19日，根据上级指示，确山县建立“红色人民公社”，下设8个管理区。驻马店人民公社为确山红色人民公社第七管理区，下设11个大队。1959年3月，驻马店管理区改为驻马店公社，下辖29个大队。同年9月，将其中21个大队分出，成立高庄人民公社，下余8个大队合称驻马店镇。
      公社设党委会、管理委员会。公社下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1959年3月，改为三级所有制，即公社、大队、生产队。明确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82年。
      人民公社化初期，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镇在“全民皆兵”的号召下，成立了拥有25,700人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民兵团，编为15个营，92个连，生产、工作、学习相结合。1958年11月1日，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实行了“三包”，即吃饭、住房、医疗免费。开始，国家每月拨款1,310,295元，作为生活和医疗费用。办起食堂49个，14,240人在大食堂就餐（废除了家庭炉灶），为全镇总人数的100％；建敬老院1个，吸收丧失劳力的老人53个；建幼儿园15个，入园788人，占应入园儿童的95％；建托儿所20个，入托1,279人，占应入托儿
      最初，“吃饭不要钱”杀猪宰鸡，几菜一汤，过“共产主义美好生活”；为时不长，粮食供应紧张，只好定量，成人每天350克。食不果腹，就改用两稀一干、稀饭不撑晌，又搞“瓜菜代”。由于长期吃不好、吃不饱，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6个大队患浮肿病1,156人，非正常死亡907人。1959年，经上级指示，解散集体食堂。1983年取销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乡、村、村民组建置。

第七节  反右倾和民主补课

      1958年至1959年，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受到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层层开展了反右倾、“拔白旗”、反瞒产等运动，驻马店错批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极左政策加之自然灾害，致使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信阳全区人口大量外流，并有非正常死亡，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全区800万人、死亡14.2％，大牲畜损失24.6％，家禽、家畜损失70％以上，破坏大型农具783,205件，毁坏房屋773,626间，田地荒芜144万亩。当时，中共中央把“信阳事件”定性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反革命复辟”，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最残酷的阶级报复”，是“属于敌我矛盾”。中央派干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干部1,223人，信阳地区派干部65人，抽各县市干部2,986人，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即“民主补课”运动。当时驻马店是信阳地区的一个县辖镇，1960年10月21日建立整风领导小组，由中央派来的干部指导运动。至次年2月，运动结束。运动分4个步骤：第一步，调查情况，准备干部；第二步，夺取领导权；第三步，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打倒敌人，进行复查补课；第四步，总结经验，整顿队伍，普遍建立代表会或代表小组。全镇29个农业大队、50个商业单位、36个交通工业单位、24个镇直机关单位共139个，完成斗争的单位126个。全镇司务长以上的干部2,828人，集训1,759人，应斗对象521人，实斗577人。集训后，1,384人被“解放”，其中群众没意见重新参加工作的343人，145人被送“特训班”，15人被逮捕法办。退赃266人，当场兑现88人，退物766件，折币2,466.84元；退房1,388间，为应退房的47.8％。分给社员自留地12,605亩，为应分自留地的102％。运动中，还查出漏网地主154户，富农142户，反革命分子47人。
      1960年12月，中央、省、地对“信阳事件”的性质重新讨论，最后决定，对运动中所揭露的问题，除极少数按敌我矛盾处理外，绝大部分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绝大多数在运动中受处理的干部恢复了工作。

第八节  贯彻中央“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的方针

      1961年，中共第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驻马店镇在工业、商业、农业、金融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了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矛盾，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使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
      工业方面，被升级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集体企业，除制鞋厂、针织厂外，其余全部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一哄而起，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街道工厂解散。匆匆上马、管理不善、产品质量低劣的乡村工业企业下马。镇人民政府狠抓工业的调整和企业管理，组织技术攻关，提高产品质量。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6年，工业总产值达1,773.7万元，比1965年的1,304.3万元增长36％。1967年，达到2,048.9万元。
      1958年，商业合作店被国营商业全部吸收，供销渠道仅由国营商业独家勾通，影响了人民生活。1961年，部分集体商业被国营商业吐出，加之私营商业，市场趋于活跃。对紧俏商品实行了凭票定量供应措施，市场出现了前几年看不到的商品。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市供销社成立了牲畜交易所，并派员外采大牲畜。1962年，为了调剂市场，国营商品开始出售高价商品。1963年，成立了粮食交易所，允许粮油交易。交易所组织人员收购落市粮上交国家。同年，全镇商品零售额1,851万元，比1961年1,111.9万元增长66.5％。1963年至1966年，外采大牲畜2,500头，牲畜交易所成交1万头。1964年，国营商业停止出售高价商品。1966年，全镇商品零售额已达2,497.5万元。
      极左路线对农村的危害是严重的。“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使田园荒芜，农具散失，牲畜死亡。1960年，全镇播种面积290,551亩，仅高于1950年。当年的农业总产值39万元，比1950年90万元还低131％，是建国后的最低点。1961年，国家提高了粮食统购价格。1962年，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即《农村60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农民分得了自留地，自由经营，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农、林、牧、副、渔各业逐渐恢复，且有所发展。1965年，农业总产值61万元，1966年72万元，1967年达183万元。
      银行控制了货币的投放和贷款。1964年，货币投放为1,070万元，比1959年1,476万元减少27.5％。1960年放款1,158万元，1961年后逐年减少，到1964年，年放款只有527万元。银行还大力鼓励存款。1961年存款354万元，比1960年167万元增加112％。
      与此同时，大量削减和下放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工作人员。全镇共下放、精简各行业人员5,265人。196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3,186人，比1958年15,134人减少375％。

第九节  “四清”运动（“社教”）

      1963年7月，驻马店镇开展了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体内容是“五反”，即反铺张浪费、反投机倒把、反贪污盗窃、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首先进行两批试点，第一批参加运动的有党群、人委、政法、各行政局和烟厂、食品公司共14个单位838人，“放包袱”（即作检查）干部481人；第二批参加运动22个单位，1,810人，“放包袱”干部158人。9月22日，“五反”暂停。
      1964年8月，又进行“五反”扫尾工作。参加运动的有镇委、镇人委、公检法、群团等8个单位186人。通过统一动员、学习文件、发动群众，组织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历时35天。
      1964年9月，根据省、地委指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镇委抽调91名干部分别组成城市“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工作队。镇委第一书记郭兴源率领53人前往郑州参加城市“五反”工作队。镇委常委、宣传部长郭四富率领38人前往信阳县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通过集训，分赴各工作重点单位。
      1965年10月，“社教”运动改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阶级。当月，成立“四清”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四清工作办公室。11月，改“四清”工作领导小组为驻马店地委“四清”工作总团驻马店镇分团，并抽调195名工作队员（省、地派来15名）组成城市、农村5个工作队，集中训练后分赴基层，坚持“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驻马店镇原计划“四清”工作分5批进行，到1967年6月结束，实际却只进行2批。第一批在全民所有制工业（油厂、机械厂）、商业（服务、纺织品公司）4个单位，560人中进行，参加工作队员80人。运动从1965年10月开始，至1966年1月结束。第二批在全民所有制工业、商业36个单位，1,109人中进行，参加工作队员160人，从1966年2月开始至6月中旬结束。由于“文革”开始，“四清”工作即告停止。“四清”运动中错整了一批基层干部。

第十节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初至1976年10月的“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红卫兵
      1966年8月，驻马店镇第一中学师生首先佩戴红卫兵袖章。接着，各个学校、一些工厂、企业、机关团体和农村也争先恐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席卷全镇。嗣后，红卫兵大破“四旧”。“四旧”的本义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红卫兵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杀向社会破除“四旧”，却变成了大破坏。除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外，其他书籍大量被烧毁；凡有龙、凤图案的衣、被、器皿、装饰品、建筑物等皆被毁坏；老人的胡须和妇女的长辫被强行剪去；镇豫副团的戏装、道具也被付之一炬。一些无辜的群众被诬为牛鬼蛇神，抄家、戴高帽、挂牌、沿街游斗。仅二工系统一次游斗就达200余人。在武汉、长沙等地红卫兵的影响下，驻马店高中首先选出25名代表，于9月12日晚乘火车前往北京，15日晚9点左右在长安街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这是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三次。
      为了大煽革命之风，大点革命之火，1966年冬季，本镇红卫兵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样停课闹革命，开始了革命大串联。他们佩袖章，背“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戴军帽、身穿草绿色军衣，腰扎皮带，有的步行，有的强乘车、船，叱咤风云，奔赴全国各地。在全国性的串连风中，一些干部、职工也借机擅离岗位，游览全国名山大川。本镇设立两个接待站，免费解决串联红卫兵的食宿问题。1967年春，中央下令复课、复工闹革命，大串联逐渐减少。
      二、成立群众组织，炮打司令部
      1966年12月，第一中学学生成立“卫东彪”和“铁血军”群众组织，喊出“炮打司令部，火饶驻马店镇委”的口号，斗争的矛头指向镇委。全镇各学校、各单位、各部门纷纷响应，组织战斗队，举旗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直各单位负责人大都被微斗。大街上，到处可见人群押着戴高帽的领导干部游街示众。他们拳打脚踢，有的动用棍棒、皮鞭。在质问时，连续几个小时不让喝水。即使在不批斗之时，这些领导干部也遭“群众专政”，受尽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各种群众组织所写各种观点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社会混乱不堪，后来则导致激烈的派性斗争。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967年2月16日，驻马店党、政、财、文大权先后被群众组织联合夺去，成立了造反联合委员会。镇委、镇人委领导人员均留机关接受批斗，各级、各单位党政负责人统统靠边站。
      三、派性斗争
      运动初期成立的形形色色的战斗队，由于认识不同，观点各异。根据省会分成的两大派组织，1967年2月驻马店也以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分为两派，即“河南二七公社驻马店分社”（简称“二七分社”）和“河南省驻马店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双方皆自称革命派，热不两立，斗争异常激烈。军分区和武装部介入“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调）。8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决定发表，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为革命派。“河造总”被称为保守派。12月，在《高举革命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文的促使下，成立了“三结合”（革命领导干部、解放军、造反派）的镇革合委员会筹备小组。“二七分社”的主要成员被结合进了领导班子。1968年1月，“二七分社”和“河造总”发生武斗，数人受伤。2月，由于争权夺利，“二七分社”内部又分出“驻马店红旗总部”。3月底，两派在郑州谈判未果，发生武斗事件。5月，成立驻马店革命委员会。在第一次常委会议上，就决定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由“二七分社”骨干100人组成。5月21日，“二七分社”武装攻打古城，伤数人。12月31日，地区草命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因争夺席位，“二七分社”与“红旗总部”发生冲突，在会上大打出手。对立双方还多次抢夺枪枝。他们荷枪实弹，招摇过市，大搞打、砸、抢活动。
      四、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6月，镇革委银据省、地草委会指示，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向所谓阶级敌人展开决成。镇革委成立专门机构叫“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下设群众专政指挥部。不到半年，清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783人。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政治扒手”等等。许多人被无辜地扣上各种帽子，惨遭毒别。有的因诬陷逼供，圆打成诏。他们皮挂上黑牌，戴着高帽，游街示众。1968年10月的一次游斗，集中全镇数百名挂黑牌人员，规模最大。
      五、“三忠于”、“四无限”
      “三忠于”，是指“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1968年5月，镇革委提出“环境革命化”，走忠字化道路，要求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画像。具体作法：主要路口、所有建筑物的门窗上部写上红色的“忠”字，或画上一个心形，中间写上“忠”字：凡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上都以红漆涂底，黄漆写上“语录”。在一些单位甚至农村田头，到处画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有画墙、画屏、画碑。
      还有“三敬”，即是对毛主席画像实行早敬、晚敬和餐敬。让人们在早上、晚上、餐前、会前聚集在毛主席像前，读一段语录，唱一首语录歌，向画像高举语录本，前后摇动，高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或“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口号。接着，又喊“敬祝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或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致敬之后，还要集体跳“忠字舞”。这是要求革命群众每天必行的仪式。
      为表示忠心，全镇家家户户贴“忠”字对联。市民、农民的对联多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干部职工的对联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中农的对联多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当时称为黑七类的对联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当时所谓阶级敌人的对联多是：“坦白认罪、老实改造”。
      六、“一打三反”
      1970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群众运动”（简称“一打三反”）。同年2月，全镇层层召开大会。各基层单位举行各种类型的“一打三反”习抽调上百名干部组成讲用团，进驻“阶级斗争复杂单位”，再次出现乱揪乱斗的局面。这次运动先后破获一批所谓反革命政治案件，揪出一批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上百人交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共计人民币295,523元，粮票（粮食）1,220.25公斤，布票（布）68,398米。根据一律退赔的精神，共退赔108,156元。其中现金67,431元，物资折款37,671元，粮票（粮食）1,792公斤，布票（布）67,431米。
      “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揪出和牵连的人和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部分得到平反。
      七、批修、批陈、批林整风
      1970年4月22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后，镇革委结合学习毛主席提出的反对帝、修、反的问题，错误地开展批修整风运动。镇革委领导班子集中进行开门整风，查立场、在斗志、查上当、反腐蚀。还召开全镇政治工作会议，举办骨干学习班，批修整风运动深入基层。
      1971年5月至1972年5月，驻马店镇根据上级指示开展批陈（伯达）整风。1971年底，召开了镇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镇委常委、候补委员、公社党委正、副书记、镇直各机关、工厂、企业党总支和党支部正、副书记及行政21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计百余人。会议分传达学习中央文件、批陈、整风3个阶段。
      1971年6月13日，林（彪）叛国，乘机外逃，机坠拌死。驻马店镇根据上级指示以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的程序，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7个重要文件。1972年，深入开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并联系本省、本地实际对有关人物开展批判。同时，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八、批林、批孔、批大儒
      1973年冬至1974年春，在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的同时展开批林批孔、批大儒的运动，并把批孔作为批林整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单位纷纷建立“批林批孔”理论小组。镇直属机关还组织“批林批孔先进典型报告团”到各基层单位巡回报告。一批“群织”借批林批孔之机，以“反复辟”为名，批干部、斗群众，制造混乱，大字报再次上街。
      九、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四五”运动，悼念周总理，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19日，镇革委根据上级指示，召开三级干部会，传达“4·8”、“4·13”电话通知，中共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议和吴德讲话，掀起“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大字报又一次上街，还出现巨幅标语。狠批“三项指示为纲”，追查政治谣言（指所谓周总理遗言）、“反动传单”、“反动诗词”（指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极为反感，参与者寥寥，开会不发言，发言念报纸。
      十、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喜讯传来，驻马店人民欢欣鼓舞，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大会召开时，全镇万人空巷，二七广场挤满了喜庆的人们。

第十一节  拨乱反正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一、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驻马店镇从1979年5月开始组织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镇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如何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学习讨论。党校举办3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学习班，学员308人。通过几个月的学习讨论，普遍认识到“两个凡是”观点的错误实质。全镇干部和群众提高了马列主义觉悟，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
      二、“双打”和“揭批查”
      1978年9月22日，镇委根据中央1978（48）号文件和省委1978（60）号文件精神，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在进行“揭、批、查”的同时，开展群众性的“双打”（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1979年12月结束。全镇（不含公社）查出156人有经济问题，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款项达11万多元。
      1978年10月，镇委成立“揭批查”办公室，开展工作，揭发林彪、“四人帮”一伙纂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查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打、砸、抢分子”和违犯财政纪律的事件。1979年3月8日，“揭、批、查”运动结束。在运动中查出“文革”期间犯有打、砸、抢罪行、政治性错误和违反财政纪律者64人，其中党员41人，干部29人，工人35人。清查对象中，领导干部5人，一般干部59人。从64人的定性情况来看，属于打、砸、抢的35人，犯有政治性错误的27人，违反财政纪律的2人。根据其事实、态度及表现，分别进行了处理。其中依法逮捕16人，开除公职4人，开除党籍12人，撤职55人。
      三、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8年12月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指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这一精神，驻马店镇在1979年2月13日至28日，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动员和组织全镇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整顿工作结合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一道进行。会议要求遵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搞好班子整顿、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之后，全镇进行“冤、假、错三案”平反、落实干部政策、地富摘帽、改正错划“右派”、放宽经济政策、落实生产责任制、活跃经济、开放集市贸易、扩大企业自主权和积极开展法制教育等工作。
      四、“三案”平反，落实干部政策
      1979年10月19日，开始清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镇委建立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81年12月底基本结束。
      全市清理出“文革”期间的材料29,223份，涉及4,642人。其中归档和暂留材料4,497份，占15.1％；退还本人材料1,460份，占5％；销毁材料23,266份，占79.9％。清退“文革”期间抄家物资213件，现金800元。“文革”中受害应予以平反者1,387人，全部平反。被迫害致死的24人从政治上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子女11人给予安置；错被开除公职的95人全部收回；错被开除党籍的7人恢复了党籍；被扣发工资的132人，款76,521元，补发130人，款66,394元；收回因受株连被迫下乡的家属子女和被赶下乡的城市居民135户，430人。干部平反后，全市有139人相继调动和安排工作，其中进入市委常委的4人，充实到各部室、各局委领导班子的33人，分配其他工作的87人。在“文革”和其他历史时期立案审查的干部185人，也根据各人的历史情况和党的有关政策分别做出了比较恰当的结论。通过“三案”清理，大批受害者得到平反，落实了党的政策，促进了安定团结，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五、改正错划“右派”，落实各项统战政策
      1979年8月12日，按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市委成立右派摘帽办公室，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将1957年所划“右派分子”进行了复查、改正、平反工作。到1983年12月，原划111名“右派分子”（1962年摘帽2人）被全部改正平反，其中在职51人，死亡21人，离职39人。经过改正安置工作的31人，转外地安置6人，外地转入安置19人，共安置全民单位48人，集体单位2人。由于其他原因不予安置工作2人。因右问题受到的各种处分均予撤销。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被订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各种处分的党员干部38人，逐人进行复查，均予平反，撤销处分，恢复名誉，销毁运动中形成的档案材料。38人中在职18人，离职16人，死亡4人，安置在本地13人，转外地安置1人，外地转入安置8人，共安置因右离职21人（全民19人，集体2人）。因其他问题不予安置2人。受株连家属子女恢复城市户口、粮食关系15户，41人，并为父死母嫁的孤儿2人安排了工作。
      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1980年开始了对原工商业者的区分工作。全部补还了他们的308份股票及利息。16名错划为右派的工商业者改正后重新安排了工作。同年，成立民族事务管理委员会和宗教局。给年事已高的神职人员按月发放退休金和补助费，诈价赔偿被占用的宗教房产并付给了房租费。1984年，成立侨务办公室，对侨务工作对象进行普查，为生活有困难的侨属、侨眷发放救济金，安排工作。扶植侨属和少数民族工商业者开办企业。1985年，市委工商业联合会恢复工作。为89名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发给证书，对他们的家属进行抚恤照顾。
      六、给地富分子摘帽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1979年2月，由镇公安局局长杨殿元、副教导员徐玉林率领10余名干警以顺河公社周庄大队为试点，进行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摘帽工作。尔后，全镇统一布署展开这项工作。
      全镇有“四类”分子768名，经过群众评议和镇革委批准为724名“四类”分子摘掉帽子，纠正了一-些人的错戴错划问题，改变了地主、富农成份。1980年1月工作结束。
      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发展城乡经济
      1979年以后，镇委对财贸部门进行改革，放宽经济政策，实行计划调节和自然调节相结合。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积极发展集体商业、服务业，并适当发展个体商业、服务业。仅1982年集体商户就达321个，2,242人；个体商户279个。加之贸易货栈的恢复和发展，补充了国营、供销商业、服务业的不足。在购销业务方面，扩大采购自主权，增加市场商品可供量，改革供销形式，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界线，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大揽大卖。根据本市的特点，大力发展饮食服务业，使供应量大幅度增加。鼓励饭店恢复传统名吃、名菜，引进外地名点、名菜，增加大众快餐、便餐品种。照相、理发、浴池行业增设了新的服务项目。大力发展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实现猪肉、洗衣粉、肥皂、白糖等商品敞开供应。粮店发展为前店后厂，扩大熟食加工范围，增加品种和供应量。1985年，商业机构2,476个，从业13,637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881万元。
      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和总结城市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多次派人到外地学习、参观。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工业结构和各种比例关系进行了调整，使之趋向合理。为了进一步积累经验，选择10个企业作为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的试点。1985年，这一工作基本结束，经济效益显著增加，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年底，全市工业企业达55个，固定职工20,839人，全部工业总产值达29,220万元，上交税利1,351.4万元。村办工业、农村合作经营工业、农村个体工业迅速发展到347个，从业1,805人，营业额634万元，自有资金343.6万元，税利总额54.3万元。
      农村变革巨大。1978年，农业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调整自留地，恢复集市贸易，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加快农业发展速度。1979年，实行所有制不变、分配制度不变，统一计划、统一耕种、统一投资、统一收打的“二不变。四统一”和定产量、定劳力、定质量、定工分、超产奖、减产罚的“四定一奖罚”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在此基础上发展为“联产到组”。1981年和1982年间，生产责任制逐步深化，市属两乡已全面推行。所有这些变革，消除了人民公社时的种种弊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连年增产，农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1985年，粮食总产2594.3万斤，平均亩产355.6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农业总产值1,728万元。大批农民从田野里走出来，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里显示身手，活跃了经济，繁荣了城乡。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精神，1985年3月，驻马店市建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11月9日，市委、市政府下达《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具体指导全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全面的有深度的改革在全市范围内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