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婚姻 家庭
第一节 婚 姻
古代至民国，境内男女婚姻，悉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求“门当户对”，盛行包办、买卖婚姻。妇女屈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信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听天由命。男子可以“休妻”另娶，女子只能“从一而终”，寡妇改嫁被视为大逆不道。贫苦人家，因生活所迫，往往将幼女送人作童养媳（俗称“小媳妇”），妇女的人身自由和权利无保障，家庭悲剧时有发生。民国年间，国家虽规定一夫一妻制，但官宦富豪之家蓄婢纳妾之风依然盛行，三妻四妾者不乏其人，贫苦阶层，生活无着，孑然一身者比比皆是，“光棍汉”、“和尚户 村村可见。
1953年3月，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后，全县相继有3227对包办婚姻感情不好的男女青年离婚，127名童养媳解除婚约，120名寡妇改嫁。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人口的婚姻状况为：未及法定最低年龄结婚的男子（15～21岁）64784人，有配偶者3911人，占6％；女子（15～19岁）64626人，有配偶者6206人，占9.6％。在15岁以上人口中，未婚者135143人，占15岁以上人口的27.59％（男占15.3％，女占12.29％）；有配偶者311869人，占63.67％（男占31.36％，女占32.31％）；丧偶者40649人，占8.3％（男占1.77％，女占6,53％）；离婚者2144人，占0.44％（男占0.34，女占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旧的婚姻制度和观念虽受到冲击，但早婚、非法同居、重婚、换亲以及包办、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陋习和违法犯罪行为仍时有发生。据1988年1月婚姻登记普查统计，全县未到最低法定结婚年龄非法姘居和买卖婚姻人数，占结婚总人数的20％。
第二节 家庭
境内居民家庭组成分大、中、小3种类型。大家庭数代同居，成员数十人；中等家庭祖孙3代同居，全家10口左右；小家庭3～5口，夫妻儿女相处。清末至民国年间，人们向以“族繁势强”为荣，“人丁兴旺”为福，故大、中型家庭居多，其中以3代之家最为普遍，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大家庭亦为数不少。
旧式封建家庭，恪守“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信条，实行家长制，即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家长多由男性长辈担任，总揽全家生产、生活、婚丧嫁娶、社会往来及钱财收支、物资发放大权，平时以家法约束成员，家中老幼尊卑界限分明。家庭成员分工大体是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晚辈妇女，除从事家务劳动、养育子女外，还须孝顺公婆，侍奉丈夫，稍有不慎，即遭斥责甚至打骂，婆媳关系紧张，妯娌之间更是矛盾重重，争吵闹事，时有发生，一旦无法共同生活，即行分家析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和家庭观念的变革，家庭的职能、性质、结构等逐渐发生变化，家庭结构的发展趋向是小家庭增多，大家庭减少，儿子结婚后，往往离开父母另立门户。夫妻在家庭的地位平等，互敬互爱，共同劳动，财产共有，共同承担养老抚幼义务，旧的封建族权、夫权等宗法制度和陈规陋习多被革除。婆媳相处之家，因媳妇多居主导地位，婆媳关系多数紧张，不能和睦相处。近年来，全县2代之家居首，3代之家次之，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家庭已寥寥无几。1982年，全县家庭平均每户5.08人，1988年降为4.51人。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后，农村家庭既是社会生活组织，又是生产基层单位，改革开放政策使城乡居民经济活力增强，收入增加，部分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同时，由于多方原因，婚姻、财产、养老、抚幼等家庭纠纷日渐增多。
卷一 建置区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