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 文
我 是 河 南 人
施一公
我的家世比较复杂。在官方记录上，我的籍贯是云南大姚，其实那里是我爷爷的出生地，至今我也没去过一次。我父亲出生于浙江杭州，但生长于江苏、上海等地，后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我母亲来自江苏丹阳的吕城镇，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矿业学院。父母大学毕业后选择到条件较为艰苦的河南工作。虽然我出生在河南、成长在河南，但我对自己是哪里人的问题一度迷惑，小时候的邻居和同学也总认为我是“南方人”。高中毕业后，我离开河南，才逐渐意识到对生长了 18 年的故乡的眷恋和感情。今天，无论什么人问我，我总是会很自豪地说 ：“我是河南人！”是的，我是生于河南、长于河南、地地道道的河南人。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两岁半就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当时称光明公社）闫寨大队小郭庄。2010 年 5 月，我与母亲一起看电影《高考 1977》，之后老人家很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下放的情景：1969 年 10 月的一天上午，我们一家六口人乘坐解放牌大卡车，从郑州启程前往从未去过的驻马店。我年纪小，跟着母亲坐在驾驶室里，一路上又新鲜又兴奋，叽叽呱呱说个不停。哥哥姐姐则是和家具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车斗里。虽然只有两百公里的路程，卡车却颠簸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在晚上十点钟才到达小郭庄。我们的新家是刚刚把牲口迁移出来的一个牛棚，地上的麦秸秆还没有打扫干净。父母点上早已准备好的煤油灯，忙着卸家具，哥哥姐姐则帮着搬运一些较轻的物品。面对陌生的草房，闻着怪异的气味，我抱着母亲不肯松手，哭着闹着嚷嚷要回以前的家。懂事的大姐把我抱过去，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没想到，这间牛棚伴随我度过了幼儿时期的三年。直到 1972年离开小郭庄，我们全家一直住在这个村西头的牛棚里。能干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整个房子装修一新。那时，小郭庄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用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叫上两声。1969 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我的父亲带着我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电线杆，把电线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附近十来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当地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父亲对村里的贡献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大家有事情都来找他商量，也常常请他帮忙。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邻居从镇上的百货店里买来布料，然后请我父亲量体裁衣，我们家的上海牌缝纫机在这时候也就成了全村的宝贝，父亲、母亲、大姐会轮流使用，尽量帮帮邻居。父亲除了裁缝，还会木匠活、剃头剪发，等等，我们家的大部分家具都是父亲亲手打制的。后来父亲还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
母亲所描述的当时的物质之简陋、生活之艰难，我基本都没有印象。经过许多年的过滤记忆，童年剩下的只有无忧无虑的淘气，唯一不尽如人意的可能是食物的相对匮乏。由于家里孩子多，虽然父母都有收入，吃饱肚子没有问题，但至于吃什么就不得不量入为出了。如果一餐有肉，除大姐外的我们兄弟姐妹三人一定会掀起一场大战，很惭愧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孔融让梨的觉悟。我是最小的孩子，可也是最馋的一个。不论母亲把好吃的藏到什么地方，我总是能凭着敏锐的嗅觉把它们找出来偷吃掉，尽管每一次都免不了挨一顿揍，依旧屡教不改。1971 年的春节，我还不到 4 岁，父亲从镇上买来十多斤五花肉，做成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让我们几个孩子随便吃。一年多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款待，我们都不遗余力，尤其是我，专拣肥肉，吃了满满一大碗。吃完后身体很不舒服，难受了整整两天，什么都不想吃。那次吃伤了身体后，我有将近 20 年对肥肉犯怵，吃一点就会反胃、呕吐。直到现在，即便再美味的肥肉，我都心存疑忌、很少品尝。家里吃的东西有限，我们就到田间地头自己解决，童年觅食的经历是记忆里最大的快乐之一。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俗称的豌豆角子。翠绿的豌豆角刚刚长大，但里面的豆子还是瘪瘪的时候，其美味真是胜过天下的任何水果！把豌豆角从中间一掰，但不完全掰断，顺势从连接面上撕掉一层透明的膜，如法炮制再把对面的膜撕掉，剩下的部分往嘴里一丢，其清脆香甜难以描述。我们几个小伙伴猫在田里放肆大嚼，有时，一不小心，一根竹竿就会狠狠地砸在谁的脑袋上。看田的魏大爷恨透了我们这些防不胜防的小害虫，下手从不留情。但是魏大爷知道我们一家是从省城下放来的，对我们很照顾。他的扁担从来没有光顾过我的脑袋，甚至他还会偶尔在傍晚时用衣服兜一袋豌豆角送到我家。作为感激，我能干的父亲会帮他理发以及过年时裁制衣服。
村里的人对我们一家都很照顾，也从没听母亲说过有任何被排外的经历。因此，尽管在那个贫瘠的农村只是生活了不太记事的三年，可是每当说起来，总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第一故乡，透着一股发自内心的亲切与眷恋。
1972 年，我们全家搬往 20 公里之外的驻马店镇。离开那天，又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村里的众多孩子围着汽车看来看去、爬上爬下，我的母亲从附近镇上买来两斤糖果，分给孩子们吃。这一次，我也随同哥哥姐姐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车斗里，车开起来后感觉到大风扑面，真惬意！在驻马店镇住了整整八年。这期间，我开始懂事，也有了很清晰的记忆。平心而论，镇上的生活比小郭庄要方便得多；但童年的我居然开始留恋农村生活，想念我的小伙伴。此后，这种感情长期跟随着我，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在我心中，记忆并不清晰的小郭庄似乎是我永远的故乡。
尽管从1985年考入清华大学开始就基本没有再长时间地回过河南，但是那里依旧是让我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在美国如果能够遇到一个河南人，总是感觉分外亲切。海外的华人生物学家当中有不少河南人，改革开放后，以 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第一届考试第一名身份赴美留学的王小凡，以及在美国留学生中首先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晓东都是河南人。我和他们的交情也因为老乡身份而更加深入和自然。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河南人的名声开始出问题。2001 年我回国，似乎处处都不欢迎河南人。最可气的是看电视里的防盗公益广告，地铁里的乘客都说普通话，却偏偏让两个扒手之间用河南话交谈！真是岂有此理！这种明目张胆的不公平也更激发了我为河南人鸣不平的愿望。还好，还算有人主持公道，通过写书为河南人讲理。我自己也买了一本叫《河南人惹谁了》的书，边读、边笑、边生气！虽然书里讲述了许多对于河南人莫名其妙的误解，但书中的例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
顺便说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一次是在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肯灵顿滑雪场滑雪，碰到一个中国人，很亲切地聊起来。我很自然就问道 ：您是哪里人？对方说：河北人。我说 ：哦，那咱们很近，我是河南的。这时对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其实我也是河南的，在河北邯郸生活过两年，只是河南人名声不太好，所以外人问时总说自己是河北人。我听后感慨良多 ：咱们至少都是中国人吧 ! 不是有“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吗？
另外一次是去中国南方某高校做学术报告，晚宴时某位校领导问我 ：施教授，哪里人？我答 ：河南人。他好像没听清楚，过了几秒钟，又问 ：您祖籍是 ?…… 我如实报告了爷爷和父母的出生地，他于是恍然大悟 ：哦，您是云南人呀！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却绝口不再提河南，真让我哭笑不得。
回国不久的一次聚餐时，我认识了清华大学水利系一位河南老乡。此君妙语连珠，因为同座的还有几位山东老乡，他就拿河南和山东比较，现摘录如下：
——为什么河南人名声不好？那是因为别的省如果有人做了好事，都是用省说话，比如山东出了梁山好汉，山东有孔圣人 ；可出了坏事，却是用市县去说，比如，泰安有个罪犯。可到了河南，反了。河南要有好事，总是说市，比如洛阳的牡丹，南阳的孔明 ；可是坏事呢，却一下子都说到河南省去了。这么一来，就好像山东只出好人，河南只出坏人了。
——反正吧，我是这么觉得：山东也有好人，也有坏人；河南也是如此。
闻言莞尔。其实全国各地，又能差多少？
从出生到 18 岁上大学，我有将近 11 年是在驻马店地区度过的。所以，我不仅是地道的河南人，更准确点说，我是驻马店人。今后，您贬损河南人之前，最好四下观望一下， 免得我在场让您下不了台。
后记：此文写于 2009 年 8 月中旬。那一年的 9 月 26 日，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大姐玉芬、小姐云楠，在离开了将近 37 年后又回到了河南省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村小郭庄。本以为不会有人再记得几十年前的事情，事实却与我的想象完全相反。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自我介绍，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两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临走时，他们希望我们带些土产回来。推让再三，我们收下六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石榴。这些乡亲的情谊让我感动不已。40 年前，他们就对我们全家照顾有加，我的父亲母亲也尽力帮助过当地百姓。今天，我用什么来报答这些父老乡亲的厚爱呢？
（原载《河南日报》2013 年 6 月 6 日第 10 版）
拾 鞭 炮
王太广
童年的春节，一大乐事就是拾鞭炮。尤其是除夕晚上和年初一清早，我和小伙伴们在庄里跑来跑去拾鞭炮的经历，充满乐趣。尽管是大年三十，农村人的晚饭仍比较晚。到了傍晚时分，当老队长家的鞭炮首先响起时，就像在庄上吹起了 “集结号”，吸引着孩子们停止了各自的玩耍，纷纷从不同的地方循着鞭炮声飞奔而去。那时候的鞭炮都比较短，当我跑到地方时鞭炮已经燃尽，只能迎着硝烟，在燃放鞭炮的地方寻找没有爆炸的“瞎炮”。正在这时，又听到西边李家响起了鞭炮声，大家又迅速转移，奔向新“战场”。正往西跑时，东边韩家的鞭炮又响起来了，有的又拐过来，往哪边跑的都有，站在路旁的社员们看见我们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来回穿梭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
拾鞭炮是有一定危险的。经常有小孩把假炮当作“瞎炮” 去拾，到了手里或即将到手时，突然爆炸的情况。因而，拾鞭炮既需要胆量，更需要经验。而那时的小伙伴各自都有拾鞭炮的“绝技”：张妮能在瞬间把掉在地上正在“嗞嗞”燃烧的鞭炮用脚迅速地把炮捻子踩灭，拾到后再单独燃放；李老毛把他父亲冬天戴的黑色“猪肚帽”捂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能够冒着“弹雨”般的鞭炮在第一现场冲锋陷阵；王玉喜索性把“竹篮子”套在头上，俨然像一副头盔，将自己结结实实地保护起来。我的特点是跑得快。听到谁家的鞭炮一响，我就马上冲过去，拾那些没有爆炸的“雷子”，先是用脚快速踩一遍落在地上的鞭炮，如果是实心，证明里面有火药，还有“利用价值”；如果一脚踩瘪了，就说明里面的火药已经燃放完了，只剩下一个废纸筒。就这样，我们跑完东家跑西家，直到把衣袋装满，才跑回家。
到了大年初一凌晨，一声声“嘭嘭”的炮响把我从梦中惊醒，随后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赶快起床，只想飞快地出去拾鞭炮，但必须等父亲放过三声开门炮之后，我才能跑出去。
吃过早饭，小伙伴们相继开始展示自己的“战利品”。把有炮捻子的炮挑出来准备燃放。有的把炮插入泥墙缝里爆破，结果把墙土炸掉一坯子 ；有的把炮扔到鸡群里、狗猪旁，吓得鸡飞、狗叫、猪跑，招来大人们的一阵责骂……
我们这哪里是在捡拾鞭炮，而是在捡拾快乐。捡拾快乐可以驱赶贫穷和痛苦，这让我终生受益。
（原载《人民日报》2013 年 2 月 18 日）
古书里的老乡：黄叔度
刘 强
我出生于淮河北岸、豫东南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县城很小，环城一游只需半日，加上名不见经传，唯一可以附会的是北京城的那座“正阳门”，所以读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句子时，少年游子的虚荣心常常受挫。每次回答别人“仙乡何处”的询问，语气难免有些支支吾吾：不是不想说，是担心对方的地理知识不够用，说了也白说。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这种小地方人的自卑感才渐渐淡去，因为先后到过一些大地方，发现大地方的人更容易被那些前人遗留下的东西所淹没。说穿了，门阀世袭制度取消以后，老祖宗怎么样，和我们实在没有太大关系。
不过，后来我还真在古书里发现了一位“著名的老乡”，于是客地的乡愁渐渐渗入了些许悠长的韵味。这老乡不是别人，就是在后汉鼎鼎有名的黄叔度。
黄叔度名宪，汝南慎阳（今河南正阳）人。史载其世贫贱，父为牛医。然而就是这个兽医的儿子，却俨然创造了奸佞当道、主荒政乖的汉末乱世的一个道德神话。《后汉书》本传记载叔度本事，有几个非常精短的小故事，读来饶有趣味。第一则说 ：
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 ：“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闳（一作阆）所，未及劳问，逆曰 ：“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闳曰 ：“见吾叔度也？”
荀淑是汉末“海内所师”的大名士，素有“清识难尚”之誉。而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重量级人物在旅店里邂逅十四岁的黄叔度，言谈之间，竟然惊喜得挪不动步子，不仅称其为“吾之师表”，而且将其和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相提并论，这在“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鲁迅语）的汉末自然非同小可。而同乡名士袁阆（字奉高，闳为阆之误）的回答，更见出叔度的德行操守早已为乡党所公认。再看另一则故事：
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所失也。其母问曰 ：“汝复从牛医儿来邪？”对曰： “良不见叔度，不自以为不及 ；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固难得而测矣。”
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后汉书•逸民列传》有其传。我的这位老乡也非凡俗之辈，史载戴良少时就任诞无节，母亲喜欢驴鸣，他就经常学驴叫逗母亲开心。这种特殊的尽孝方式后来竟开魏晋名士爱好驴鸣之风气，如王粲、曹丕、孙楚、王济辈，甚至竟以驴鸣代替悲歌，表达失侣丧友之痛！戴良自视颇高，曾自比仲尼、大禹，发出“独步天下，谁与为偶”的豪言壮语。这样一个狂放不羁的人见到黄叔度却“未尝不正容”，甚至怅然若失。特别是他竟引用《论语•子罕》里颜回赞美孔子的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来称赏叔度之为人，不是真心服膺何至于此？
范晔接下去所写略有讹误，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另一部古书《世说新语》。事实上，我颇怀疑黄叔度的名气大部分靠了他在《世说》里的显眼位置。众所周知，《世说》开篇所记乃东汉清议名士领袖、“三君”之一、名气大得不能再大的陈蕃“登车揽辔”之事，紧接着第二条就说到了黄叔度：
周子居常云 ：“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而据《后汉书•黄宪传》称，说这话的人里还有一个就是陈蕃陈仲举。那么，这个周子居又是谁呢？《世说》刘注引《汝南先贤传》称 ：“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资聪朗，高峙岳立，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则不交也。”《世说•赏誉》第一条记：“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可知周也是一位名德很高的人物。而这样两位人物竟然说 ：一段时间不见黄叔度，则粗陋鄙吝之心又会故态复萌了！黄叔度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于此可见一斑。更有甚者，陈蕃位至三公时，竟临朝而叹道 ：“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
《后汉书》和《世说》同时记载的另一个故事更具传奇色彩，相比之下，后者的描写更为生动：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 ：“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郭林宗就是郭泰，不仅是汉末太学的精神领袖，更是一位一言九鼎的人物品评大师。在这条记载中，另一位老乡袁阆袁奉高再次充当“配角”。郭林宗拜访这位“友黄叔度于童齿，荐陈仲举于家巷”（《汝南先贤传》）的乡贤，车不停轨，鸾不辍轭，一副急吼吼的样子，让人疑心他造访是假，问路是真。而叔度那想必很简陋的家却让见多识广的他日以继夜，流连忘归，郭泰的感觉大概和荀淑、戴良一样，以为自己置身于一处功能强大、深不可测的磁场。“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这绝妙的品题终于成就一则意境不俗的典故——“叔度汪汪”。
有意味的是，上引这些材料几乎全用“侧面描写”，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黄叔度究竟如何？我们只能道听途说。其风度神韵也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顾恺之说 ：“画手挥五弦易，画目送归鸿难。”其实，语言的局限性比之绘画犹有不如。整个一篇不足三百字的《黄宪传》，就是这么绿叶红花一路“烘托”写下来的。最后一段（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天下号曰“征君”。）总算有点“言归正传”的味道了，可惜又戛然而止。大概范晔也觉得不好意思，又特意在传后加上了一段议论（这在《后汉书》中并不多见）：
论曰 ：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庇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归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故尝著论云。这就是我的老乡黄叔度。
以叔度的名节，做官求仕本是轻而易举。史载叔度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叔度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太守王龚在任时，礼贤下士，对其多所招致，然叔度终不为所动，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故其四十八岁卒时，天下舆论号曰“征君”。征君者，屡征不仕之君也。披褐怀玉，甘居贫贱，这让许多利禄之辈自惭形秽，叔度在时人心目中品位极高，分量极重，原因正在于此。
后世慕其高名，嘉其懿德者亦不为寡。唐黄滔《祭翠补阙道融文》称：“多君于士元廊庙，待我以叔度陂湖。”“叔度陂湖”成为赞美人格雅量的一种象征。明人曹臣《舌华录》也说：“有识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刚肠，但请试叔度之冷眼。”其实，叔度是否像阮籍一样爱翻白眼，曹臣哪里知道？但后人佩服黄叔度那种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人格风度，则是肯定的。唐代大书家颜真卿拘囚汝南时，曾留下两份墨宝，一是为天中山题写的山名，一是“汉黄叔度墓”五字碑文，后者至今仍矗立于正阳县西北的黄叔度墓址前。降及清乾隆年间，又有自称“会稽后学”的南渠沈浯题写“汉黄征君墓”五个大字碑文，现立于墓冢唐碑西侧。据说这唐碑汉墓一直受乡党爱重。然而“文革”期间，却被热血沸腾的革命小将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呜呼！叔度若地下有知，“澄之不清”的他不知还能否“扰之不浊”？ 1998年夏我回老家，曾专程和朋友拜谒修复过的黄叔度墓。没想到，未能挹其清芬不说，迎面扑来的却是一股人粪的浊臭。原来，这处“县级重点保护文物”竟成一间公共厕所的芳邻，厕所边，是一块因地制宜的菜地，至于唐碑和汉墓，早被齐腰深的荒草淹没！其人已没，清音不传，悲夫！
然而我还是时常想起这位还算著名的老乡。黄叔度对于今天来说，似乎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其事迹或可供好古者叹赏唏嘘，其精神在当下社会则早成绝响，湮没不彰。有时候，听到所谓当代价值日益多元化的说法，我总觉得好笑。别的不说，去年我拿了某学位之后回家探亲，不少亲朋竟都对我“学而优不仕”的选择大摇其头，有个“股级干部” 甚至用杨炯的名句教育我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所谓“官本位”，真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当时我就想起了这位古书里的老乡。据说黄叔度死时万人空巷，尽享哀荣。
如果他活在今天，恐怕早被乡党视为“疯子”、“傻瓜”或“衰人”了。
老杜诗云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不逢时的黄叔度倒真是生对了时候。
( 原载刘强《有刺的书囊》，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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