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党务工作

    第一节  组织建设

    1926年秋，为配合北伐军向河南进军，驻马店籍在北平、上海、开封、信阳等地求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鸣岐(确山人)、王了凡(汝南人)、孔剑舞(正阳人)、余子敬(正阳人)、张家锋(驻马店人)、张耀昶(确山人)、马尚德(即杨靖字，共青团员，确山人)、邓国本(汝南人)、温其旭(汝南人)、贾子郁(平舆人)、李渭滨(汝南人)等，以及开封人张绍曾、许昌人王心恒，受上级党组织指派，先后到确山、正阳、汝南、驻马店、遂平等县镇，开息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他们秘密开展活动，迅速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8个党小组。同年10月，成立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下辖确山、驻马店、汝南、遂平等地8个党小组。中共正阳小组由中共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到1927年7月，区境内共建立4个党支部，1个特别支部。
    1927年7月，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驻马店市委，撤销中共驻马店特支，并建立中共正阳特别支部。9月，中共豫南特委成立后，又先后建立中共驻马店办事处、中共新蔡独立支部、中共汝南县委、中共泌阳支部和汝(南)确(山)特区委员会。同年11月刘店起义后，建立中共确山县委。1928年4月，中共驻马店市委撤销。至1928年10月，正阳、遂平、泌阳3县建立县委，新蔡县建立执行委员会，西平建立中共出山区委，直属中共遂平县委。此时，区境8个县市，共有区委22个。在此前后，由于第二次确山农民武装暴动和汝南水屯起义相继失败，中共豫南特委和确山、汝南、正阳、遂平县委均遭敌人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隐蔽状态。
    192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豫南特委，成立直属中央领导的信阳中心县委。下辖确山、遂平、西平、正阳、汝南(党组织未恢复)、上蔡(直属遂平县委领导)6个县。泌阳县委划归南阳中心县委领导，新蔡县委划归中共潢川工作区中心县委领导。全区党员发展到340余人。1930年春，全区已建立6个县委，1个县级区委，党员近500人。
    1931年春，春荒严重。按照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扰乱敌人后方，支援苏区红军的指示，各县区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匀粮、分粮和抗捐抗税斗争，并吸收斗争中涌现出的骨干分子入党。至同年10月，区境建立8个县委，110多个基层党支部，党员达1070余名。此时，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开胜“反右倾”斗争，进行“大肃反”，一批党团骨干惨遭打击，甚至被杀。中共豫南特委及其领导下的各县党组织均遭严重损失。
    1932年6月，中共豫南特委负责人被捕，特委和各县组织相继瘫痪，停止活动。同年10月，成立中共豫南临时特委，逐步恢复了确山、正阳、遂平等县党的工作。
    1933年1月，重建中共豫南特委，不久，特委又遭敌人破坏。5月，中共河南工委决定，由于豫南特委多次遭受破坏，长期组织不健全，不再恢复特委组织，建立中共确山中心县委。但是，确山中心县委组织一直未建立起来，省工委委托中共确山县委代行中心县委的职责，负责联络指导汝南、正阳、信阳等县工作。此时，区境共建有中共确山县委、中共遂平县委、中共西平县委、中共新蔡县委、中共泌阳县委、中共正阳工委、中共上蔡区委及3个边区县委(工委)。1934年12月，河南全省党组纵遭受重大破坏，区境各县党组织相继停止活动。
    1935年春，赴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的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返回河南，因省委已遭破坏，便回到驻马店，在确山、汝南、正阳交界地区开展党的活动。此后不久豫西南地区党组织派张旺午到确山寻找党的关系，与王国华取得了联系。经两地党的负责人协商，决定合并两地党组织，成立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经过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的段艰苦工作，先后恢复了驻马店各县党的活动。确山、泌阳等县相继建立县委，全区党员发展到100多人。之后，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党组织的发展很快。1937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鄂豫边区省委改称鄂豫边区特委。1938年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鉴于鄂豫边区特委主要活动在豫南，决定将其改名为豫南特委。各县党组织在豫南特委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逐渐建立起以确山县竹沟镇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区境先后建立了中共泌阳、正阳、遂平、汝南、西平、新蔡、确山、竹沟等8个县委或工委，党员发展到1050多人。1939年1月中共豫南特委改建为竹沟地委，下辖9个县委，党员l200多人。
    1939年3月，中共竹沟地委遵照党中央和中原局关于准备向豫东敌后发展，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决定在平汉路以东地区建立中共汝南中心县委(隶属于中共竹沟地委)，辖汝南、上蔡、新蔡、沈丘4县党组织。中共竹沟地委下辖的竹沟、确山、泌阳、遂平、正阳、汝南、新蔡、上蔡等8个县委，共有区委50余个，党员发展到2500余人。
    1939年11月，“竹沟惨案”发生后，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撤销竹沟地委，成立中共汝南地委，辖确山、汝南、正阳、上蔡、新蔡、遂平、罗山7县党组织，党员1300余人。
    由于“确山惨案”后形势进一步恶化，1940年5月，中共汝南地委根据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巩固党”的指示，决定“停止发展党员，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严格党的纪律}清除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动摇分子”。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中共汝南地委遵照中央“长期隐蔽，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组织区级以上干部100多人，向鄂豫皖边区撤退。同年秋，干部撤退工作结束，地委及下辖的5个县委和1个区委奉令撤销。与此同时，豫中地委领导的遂平、西平县委也停止活动。
    1944年7月，新四军五师抽调7个连的兵力组成豫南游击兵团挺进豫南，豫南工作委员会先后恢复了汝南、正阳、确山、上蔡、遂平、泌阳、西平等县党的组织。相继建立了中共汝(南)正(阳)确(山)工委、中共汝(南)(上)蔡遂(平)工委、中共确(山)泌(阳)桐(柏)工委、中共信(阳)确(山)县委、中共泌阳县委。1944年10月，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委员会根据河南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中共豫南工委改建为中共河南工委。为加强对豫南工作的领导，11月，在豫南建立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第四地委，下辖中共(平汉铁)路东中心县委、中共汝(南)正(阳)确(山)、汝(南)(上)蔡遂(平)、确(山)泌(阳)桐(柏)、信(阳)确(山)、淮南、泌阳等县委(工委)。1945年5月，河南工委决定建立豫中工作委员会，领导遂平、西平、叶县、舞阳、方城、郾城、上蔡等县党的工作。8月，中共豫中工委改建为中共豫中地委。9月，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第四地委改称中共豫南地委，1946年6月，中原部队突围时，中共豫南地委、豫中地委相继撤销。
    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中共河南区委决定建立豫鄂边区工作委员会。11月，中共豫鄂边区工委与江汉区党组织合并，胡友禄带一部分干部组建中共信(阳)确(山)桐(柏)工作委员会，继续坚持淮北确山、信阳、泌阳、桐柏等县党的工作。1947年6月，中共信(阳)确(山)桐(柏)工委改称汝(南)正(阳)确(山)信(阳)工作委员会。12月，中共汝(南)正(阳)确(山)信(阳)工委改建为中共汝(南)正(阳)确(山)县委。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为加强对豫皖边区工作的领导，决定建立中共豫皖苏西南工作委员会。下辖新蔡、汝南、正阳、汝(南)正(阳)确(山)4个县委。与此同时，在豫皖苏第四地委统一领导下，建立中共豫皖苏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项城、商水、上蔡、西平以及遂平东部地区党组织。1948年4月，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豫皖苏区委决定撤销豫皖苏西北、西南工委，改建为豫皖苏第七、第八地委，领导上蔡、洪河、新蔡、汝南、汝(南)正(阳)、汝(南)正(阳)确(山)等县委。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河南省委于。1949年3月决定将中共豫皖苏区第七、第八地委与中共桐柏区第二地委合并，组建中共确山地委，辖确山、汝南、上蔡、新蔡、正阳、西平、遂平、信阳、息县等9县和驻马店、信阳2市。泌阳县归南阳地委领导。8月，确山地委改称信阳地委。此时，汝南、确山、上蔡、西平、遂平、正阳、泌阳、新蔡、驻马店等8县1市，已建立区(镇)委71个，党员发展到3190名。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了由新民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政权逐渐稳固，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建立健全。1950年全区党员共有3742人，1951年发展到5104人。1952年底，党员发展到10875人，建立77个党委，1099个党支部。在接收新党员过程中，由于发展速度过快，致使有10％左右不具备条件的人入了党。但此时党员数量仍不能满足建立新政权的需要，在农村尚有部分乡只有个别党员，不足以建立支部，还有一些无党员的空白乡。在工厂、机关、学校、农场党的基础也很薄弱。
    为了贯彻省委“保证质量，宝贵名额”的建党方针，1954年上半年，全区各县市举办了数期建党训练班，训练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已形成先培养积极分子，再从中确定发展对象的工作程序。截止1954年6月底，全区有2000余个支部，l万多个党员，但仍有部分乡未建立党的组织，一些乡只建立了个别党员关系。
    1955年，农村乡合并，原有农村支部合并后为1000余个，总支100余个。城市机关、厂矿、学校也建立了支部，共有党员28441名。1956年，全区新发展一大批党员，农村新党员全部是贫农和下中农，94.2％担任农业社大队长以上职务。至此，全区已有党员40181名，其中一部分为预备党员(原称候补党员)。
    1957年春，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基本停止发展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工作，只在一些无党员的单位发展极少数的人入党。地委组织部对今后的党员发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接收新党员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请上级党委批准。并由批准接收新党员之党委派人亲自谈话，审查合乎条件后，方能宣布接收为预备党员，党组织要对申请入党者的思想觉悟、出身历史、政治品质、入党动机等进行严格审查。”并特别强调要在高中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一些党员。
    1958年底，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使得建党工作也出现“大跃进”。全区当年发展党员1万多名，其中贫下中农成份的占99.5％，上中农占0.5％，这些党员中大部分是农村的，全区党员总数达58626人。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只强调数量，而相对忽视了质量要求，造成新党员中有许多不符合党员条件。为此，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组织部指示，从1958年12月中旬开始停止在农村中接收新党员。此时，全区共建有基层党委100余个，总支部400余个，支部3000多个。1959年，党员发展到61978人。
    1960年夏，“信阳事件”发生后，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全区开展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对现职各级党员干部进行集训、特训，并在运动中发展一批新党员。1960年全区党员总数为74729人。1961年，全区10个县市建有300余个党委，200余个总支，4000多个支部。
    1965年7月，成立驻马店地区时，驻马店地区所属各县、镇共有党的基层委员会230个，总支部104个，基层支部3939个，其中农村生产大队党支部2432个。共有党员75596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72％，其中农村党员56900人。
    1966年，重点从农业、工业生产第一线和青年中发展党员，全年接收新党员13943人，其中农民12897人，在农村劳动的知识青年175人，工人428人，干部280人。年龄在25岁以下的2977人，26～35岁的7047人，36～55岁的3826人。年底。地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宣布停止一切党的活动，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1970年1月，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中共驻马店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各县市(镇)相继成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并先后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县、市(镇)党委会。1971年6月底，中共驻马店地委重新建立，全区党的组织活动基本恢复。此时全区有基层党委143个，总支部3个，党支部2692个，党员103780名。在此前后，全区突击发展一大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谓“积极分子”入党，一批打砸抢分子和帮派骨干分子混入党内。1972年，党员总数达108418名，基层党委149个，总支32个，支部3601个。
    1973～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展了一批所谓“反潮流”的人入党。1974年底，全区党员总数为122576名，其中农村103857名。基层党委157个，总支部63个，支部4556个。
    1977年，全区有党委283个，总支部144个，支部5291个，共有党员132504名，新发展党员535名。
    1979～1980年，遵照党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根据“够条件的一个不出党，不够条件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党内”的原则，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的17778名新党员中的14848名进行了审查处理，其中承认党籍的5677名，考察一年的2208名，取消党员资格的6793名，清除出党170名。
    1982年，重点在知识分子、青年和教育卫生系统中发展党员，全年发展新党员1231名，其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539名，知识分子328名。全区共有党员151850名，基层党委245个，总支部108个，支部6583个。
    1983年，在新党员发展中，继续把发展优秀知识分子、青年入党作为重点，全年发展党员3662名，其中知识分子1548名，25岁以下的青年人538名。当年基层党委有256个，总支部92个，支部6583个。
    1984年8月开始，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全区各级党组织分期分批进行整党，对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队伍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全区各级党组织在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存在的严重不纯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1985年，全区发展新党员3788名，其中知识分子1748人。年底，全区党员共有170104人，基层党委265个，总支部102个支部6993个。

图329

 第二节  宣传教育

  一、社会宣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陆续派一批共产党员到河南，在京汉铁路沿线领导铁路工人运动。1923年7月，正值军阀混战，兵匪猖獗、官绅相互争权夺利之际，在北京求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汝南籍学生李渭滨利用假期回到家乡，联络部分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在汝南城内创办了“邮传图书合作社”，传阅《响导周报》、《京报》、《晨报》、《中国青年》、《新青年》、《共产主义学说》等进步刊物，宣传马列主义，传播进步思想。1925年“五卅”运动后，在北京、上海、开封、信阳等地求学的驻马店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纷纷利用假期返回家乡，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宣传革命思想，秘密传播马列主义，发动并领导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示威，发表演讲。散发传单，高呼“反对帝国主义”、“为上海死难烈士报仇”等口号，对促进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区域建立发展组织奠定了基础。
    1926年10月，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入豫，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调派一部分驻马店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确山、驻马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党组织，指导京汉铁路沿线各县的农民运动。中共驻马店特支及确山、遂平、正阳等支部，深入农村，依靠工农群众，发动贫苦农民，团结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组织秘密集会，成立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并深入各枪会组织做工作，使其转变为党的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在人民群众中公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与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作斗争。中共驻马店特支先后在确山、驻马店、汝南等地组织建立工会、农协会、联合会等群众组织数十个，并成功地组织了有4万多人参加的确山农民暴动，创建了农工革命政权——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为北伐军在河南的胜利进军做出了积极贡献。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制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驻马店办事处根据河南省委、豫南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先后打掉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鼓励大家恢复农协会组织，使农民群众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热情重新高涨起来。1927年11月1日，中共豫南特委在确山县组织领导了确山县刘店农民武装暴动，号召大家共同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刘店农民起义的胜利，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31年，春荒严重，民不聊生，从1932年春到1933年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山、汝南、正阳、泌阳等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匀粮、抢粮、打土豪、抗捐税斗争。各级党组织宣传鼓动群众开展年关斗争，向地主豪绅借粮、分粮，不出地主豪绅摊派的枪款，不替地主守夜看门户，不归还欠债并要求增加工资，不给地主送年礼。为加强对分粮斗争的领导，党员们白天隐蔽，夜晚组织群众开会，一边宣传革命道理，讲穷富根源，讲跟着共产党闹翻身求解放的长远利益，一边对行动的计划、步骤、应急措施等问题进行反复酝酿讨论。通过宣传发动，参加分粮斗争的人越来越多，分粮抗捐斗争此起彼伏。斗争中，共产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壮大，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争士气，打击了反动统治势力，支援和配合了苏区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合法的抗日群众团体的名义开展工作，抗日自卫会、抗日自卫队、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联庄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在确山、泌阳、汝南、遂平、驻马店等县市相继建立。这些群众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出版印刷刊物，张贴传单标语，编演文艺节目，举办夜校识字班，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亡，激发人民的抗日热情。工、农、商、学各界全都发动起来了，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
    1938年1月，豫南特委和由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组建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由泌阳县转移到确山县竹沟镇，开始建立以竹沟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5月，河南省委机关也从开封迁到确山县竹沟镇。1939年1月，中共中央在确山县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使竹沟成为党在中原地区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战略支撑点。竹沟先后建立了妇女、农民和工人救国会，老少指导团，成立了剧团，创办了《小消息》、《拂晓报》等刊物。开封的光明话剧团、危拱之组织的孩子剧团、嵇文甫、范文澜组织的河南战时教育工作团等革命团体也先后来到竹沟，并巡回各县进行宣传。他们每到一地，就为群众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口》、《捉汉奸》、《军民合作》、《九·一八以来)、《打鬼子去》等，教唱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抗敌歌》等。所到之处，抗战标语刷满大街小巷，抗战歌声不绝于耳。通过宣传教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鼓舞了军民斗志，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党将其政策逐渐调整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勒令解散抗日团体。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中共汝南党组织则利用国民党办的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国民党八区专署主办的《民则》旬刊，基本上为汝南党组织所掌握，共产党组织利用巡宣团的名义，创办抗战刊物《巡回宣传刊》，以私立汝宁中学的名义创办《抗战生活》。通过这些公开刊物，大力宣传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1938年冬，中共驻马店地区党组织在农村发动建立联庄会，提出“联庄自卫”，“抗日保家”等口号，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对破坏抗战，准备投敌当汉奸的顽固派，给予揭露和打击。各地联庄会纷纷建立，为组建抗日武装打下了基础。

   “确山惨案”发生后，中共汝南地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编印了秘密刊物《曙光报》，向党员散发，鼓舞他们坚持革命到底的信念。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政治形势日益恶化。1941年，汝南地委根据河南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区委以上的干部撤退到解放区。为了顺利撤退，汝南地委号召党员“离开温暖的家乡，走上革命的战场”。绝大多数党员响应党的号召，服从组织安排，毅然离开家乡，有组织地走上新的岗位，从而为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驻马店地区各县市相继获得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府。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反动宣传，刚刚获得解放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还不了解。针对这种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各级党组织向群众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使人民群众了解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性质，了解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坚定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信心。
    1949年春节前夕，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胜利在即．彻底打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为期不远。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玩弄假和平的政治阴谋，妄图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根据上级党委部署，在春节期间，各级党组织在全区组织了一个宣传高潮，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教育群众认清国民党假和谈的骗局，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积极支援解放战争。通过宣传，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农民踊跃交纳公粮，青年积极要求参军，知识分子要求参加工作。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各级党委逐步建立健全宣传机构。由于政治形势尚未完全稳定，社会上各种思想纷杂，人心动荡。党一方面加强形势宣传，用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鼓励民众的革命情绪，安定民心，瓦解敌人，推动剿匪反霸斗争的顺利进行；一方面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号召人民群众相信共产党，依靠共产党，搞好生产建设。1950年2月，全区普遍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通过培训干部、开展社会宣传，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政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河南省土地改革条例》，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同时，各县党组织还开展了关于剿匪反霸、清匪反特运动的宣传工作，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首缴械者从轻处理”的政策，家喻户晓，迅速掀起群众性的检举揭发高潮，一些隐藏的匪特分子纷纷投案自首。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7月，全区400多万人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的和平签名运动。11月，各县市成立保卫和平，反对美帝侵略委员会，在全区城乡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使人民群众树立了仇美、鄙美、藐美的思想，激发出高昂的爱国热情。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居民家庭普遍修订爱国公约，纷纷向战斗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亲人写慰问信。到处出现参军参战热潮，全区有1万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志愿军。1951年2月，又掀起募捐热潮，向志愿军和朝鲜难民捐献大批慰问品、慰问金和救济品。
    1952年，各县市委根据地委的部署，分期分批在职工干部中开展了“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运动中，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中央、省、地委有关决定精神。通过学习，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开展“三反”、“五反”的重大意义，积极投身运动。
    1953年，中央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继续加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二是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完成或超额完成1953年度建设计划；三是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建设计划。根据这三大任务，宣传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在全党和全体干部、群众中开展系统的思想转变，把革命时期的思想认识提高到大建设时期的思想认识上来。各县市先后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干部扩大会，以乡为单位召开乡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大会，培训宣传骨干20多万人。重点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判安于现状，革命到头思想。1953年7月，美帝国主义被迫在停战书上签字，全区人民闻讯，纷纷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1954年7月，连降大雨，全区水灾严重，被淹土地达800多万亩，房屋倒塌15万多间。面对这种情况，部分干部悲观失望，群众思想不安，敌人乘机破坏。根据信阳地委指示：灾区停下可缓的工作，全力投入防汛救灾，对群众做好救灾宣传工作，以稳定情绪，安定生产。各县市委宣传部认真贯彻地委宣传部《关于加强防汛抢险中的政治宣传工作指示》，教育干部群众，树立必胜的信心，认识有利条件，反对麻痹松懈和侥幸疏忽的心理，克服悲观失望和听天由命的情绪；做好防汛抢险现场工地上的宣传鼓动工作；加强对干部群众进行树立敌情观念，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任何破坏活动的教育。
    1955年4月，在地委统一部署下，全区开展增产节约和关于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粮食的统购统销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政策，保证了粮食“三定”工作的顺利进行。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后，地委宣传部要求，在全区范围内，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开展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中心内容的宣传教育工作。动员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区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并从思想上保证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各县市组织10万多人的宣传力量，利用多种形式，分片包干向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两个月内全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达到高潮。
    1956年，全区在各县、镇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教育；在农村全面总结关于搞好农业合作化的政治工作经验，并召开关于如何做好农业合作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座谈会。全区学习宣传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在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学习宣传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八届一中、二中全会文件。同时还在广大干部、职工中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的宣传和个人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教育。
    1957年，地委宣传部及时组织全区干部、群众学习党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传搞好整风运动的目的、意义，要求广大群众和各界民主人士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对党的各方面工作和干部作风等提出积极的批评和建议。广大群众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向各级党组织、党的干部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指出许多严重存在的问题。1957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各县市委宣传部门重点组织文教战线上的职工学习有关反右派斗争运动的文件，同时在城乡开展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58年春，全区掀起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高潮。各县市组织宣传大军，在田间地头、厂矿、机关、学校进行广泛宣传。宣传的基本要点是大力开展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在农村大力开展深翻土地的宣传，克服、批判部分干部中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争取农业全面大丰收；加强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宣传，在城市和工矿要加强对技术革新和创制新产品的宣传鼓动工作；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做好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的宣传工作，解决干部、群众的政治立场问题。1958年下半年，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全区宣传工作也转入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宣传高潮。全区以党政负责同志为首组织慰问团，抽调县区级干部，培训宣传骨干，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队伍，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但由于提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年等于数千年，夏季出现千斤乡，放出双千斤社的大卫星”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助长了以“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高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泛滥。
    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及《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1960年11月，信阳地委宣传部在西平县召开了淮北7县(西平、遂平、上蔡、新蔡、汝南、正阳、确山)宣传部长会议，着重就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河南省委有关恢复农业生产的各项方针、政策、指示；如何安排好社员生活，搞好生产救灾，节约渡荒问题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会后，各县开展了以贯彻中共中央《十二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宣传活动，基本稳定了群众情绪，初步转变了干部工作作风，恢复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1963～1965年，在全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县市委宣传部根据上级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和地委工作会议安排，要求认真学习宣传好《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又称“前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又称“二十二条”)。同时，开展在农村进行“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运动、在城市进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宣传教育，一泛发动干部群众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检查，主要是查领导思想，查领导方法，查民主作风，查官僚主义，号召大家自觉进行“公物还家”的自我教育。
    “文化大革命”时期，驻马店地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组，领导各群众组织，运用多种形式，学习宣传所谓“无产阶级专攻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干部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活动。1975年10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后，地委召开由地直、镇直机关4000多人参加的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11月，地委又一次召开地镇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听取山西省昔阳县委常委、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高秀宝关于昔阳县开展农业学大寨、建成大寨县的经验报告。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全区干部群众纷纷集会游行欢庆。各级党组织开始组织干部职工和城乡居民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并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地委立即对贯彻这次重要会议精神进行部署。1979年1～2月，全区各县镇委先后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做进一步的安排。地委宣传部两次下发文件，对学习宣传提出具体要求：大力宣传已经出现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大力宣传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意义，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实现这一伟大转变的自觉性；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化”的根本保证，必须大力宣传，贯彻到各项工作的始终；大讲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特别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迫切性；认真做好平反冤假错案的宣传教育工作，保持一个长期安定的政治局面。同时，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拨乱反正，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促进经济发展。
    在农业方面，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组织力量广泛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简称“中央两个农业方面的文件”)。1979年11月，地委召开地、县、社三级干部会议，要求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央两个农业方面的文件”，进一步把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思想，统一到文件精神上来，使他们坚信这两个文件是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消除怕变的思想顾虑。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六中全会。8月3～10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认真学习全会公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全面部署在全区深入宣讲“决议”和公报的有关工作。地委常委扩大会后，全区共抽调700多名干部，深入到130多个大队搞宣传试点，先后运用多种形式培训宣讲员和辅导员近3万名。在宣讲中，全区共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2635期，培训骨干76088人(次)，举办党员轮训班438期，轮训党员83040人(次)。占应训人数的77.6％。地委各部、委、室，行署各局、委、处党组成员以上干部，地直各公司、工厂、学校党支部正副书记、党员副经理、副厂长、副校长和各县、市常委、党员副县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委员会副主席以上干部，共800余人，也参加了培训班。
    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委宣传部门运用多种形式，对胡耀邦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提出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邓小平所致开幕词，进行了广泛宣传。地直多数单位和各县市分别采取脱产离职集中轮训，和不脱产分散学习相结合的方法，轮训了一大批干部和党员。全区轮训干部38433人，占应学习总数的70％，轮训不脱产党员115508人，占应学习人数的94.3％。受教育总人数达40.4万多人，占应受教育总人数的92％。
    1983年，中共中央下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全区通过各类会议、各种形式宣传，直接听取传达的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达200万人。泌阳县出板报2100多份，办专栏1540处，发各种学习辅导材料13000多份，有95％的农户42.3万人直接听到文件传达。西平县传达贯彻文件精神后，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消除了思想顾虑，专业户、重点户发展很快，由原来的18338户发展到24OO0户。l984～1985年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地委结合整党，开展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纠正不正之风、反对腐败的教育。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落实党中央“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

    二、干部理论教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队伍建设也面临着新的考验。为此，根据上级指示，各级党委相继建立学习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1950～1951年，除坚持经常性时事政治学习外，还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克服不问政治的倾向》，陈云的《加强农村政治工作》，薄一波的《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等文章，及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议。
    1952年，干部理论学习内容，时事政第部分主要为《人民日报》社论《发展中苏同盟的强大力量》，《打退战争威胁保卫和平——庆祝和平会议胜利开幕》；经济政策部分主要为《人民日报》社论《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标志》，薄一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成就》，高岗的《迎接建设的新时期》，李富春的《我国工业的恢复与发展》。
    1953年，为便于掌握学习进度，分普通组和高级组。普通组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中国革命读本》、《社会发展简史》，高级组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教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12本书。
    1954年，重点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文件，以及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
    1955年，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956年，采取集中分组方式学习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列宁《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论》等。
    1957年，除继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12本书外，还学习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958～1959年，学习中共八届六中、七中、八中全会决议和党在这个时期的重大方针政策，学习《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理论书籍。
    1960年后，除及时学习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外，在全区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委宣传部门利用各种形式深入宣传学习的伟大意义和重要性，认真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求把这一学习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重点学习内容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介绍一个合作社》、《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共中央《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批示》，中南局《关于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等重要文章文件。1965年7月驻马店地委成立后，为加强组织领导和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地委常委建立了常委核心学习小组，地委宣传部增设理论学习室，配备专职理论教员。地直机关举办“读书会”，由处级干部参加，分别由地委常委带领，分批集中学习。各县(镇)也举办了科局级“读书会”。1965年10月，地委组织廖初江、丰富生、黄祖示学习毛王席著作先进事迹图片展览，参观展出人数多达1.39万人(次)。同年12月，地委召开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出席会议的先进单位代表87个，积极分子代表163名。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党的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基本停止。由各群众组织开展的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及举办的各种学习班，受林彪“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做法的影响，和混乱政治局面的干扰，大部分变为不同观点群众组织之间“打语录仗”，相互攻击、整人的闹剧。
    1972年全区开展大规模批林整风运动，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1973年，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3月初，地委常委在遂平县嵖岈山举办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列宁《国家与革命》，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部分论述。地委还作出《关于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转变作风的决定》。4月和6月，地委分别召开地直机关干部大会和县、镇委书记会议，进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动员。所谓“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造成极大思想混乱，导致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泛滥。
    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地委宣传部于4月27日发文，要求全区党员干部在8月1日前通读一遍。全区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0万册，国家干部，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农村大队干部基本达到人手一册。1978年，全区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
    1979～1980年，全区党员干部积极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981年10月至198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部署，主要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编的《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和教育部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安排，主要学习《邓小平文选》、《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
    1984～1985年，遵照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正规化的规定》，学习中共中央党校韩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史哲学纲要》。地委宣传部为此书编写、翻印辅导材料近1万册。全区参加学习班7491人，占应参加学习人数的99.1％，考试合格率100％。

    三、党员教育
    区内共产党组织建立初期，主要是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要求党员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和保密制度；利用“合法”地位发展组织，壮大队伍；依靠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团结进步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抗日战争期间，主要是教育党员要积极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40年前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主要是实施党纪党性教育和组织整顿，教育党员扭转单纯走知识分子路线的偏向，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提倡干部大众化，密切配合群众，积极组织抗日力量，“隐蔽组织，单线联系，准备力量，伺机而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政权的逐步建立和当时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在县、区、乡普遍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大检查，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执政条件下自身的组织建设。1950年，针对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人中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党中央发出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了一次着重整顿党的干部的整风学习。1951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党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要求党员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人生观，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精神。此后，各党小组均定期召开生活会，党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51～1952年，全区党员认真学习《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和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并参加整党运动。在学习教育过程中，对每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错误的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纵处理。通过整党学习，全区党员普遍受到一次党纲、党章教育，明确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
    1953年，在全区党员中进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础知识，培训一批党的基层干部。1954年，进行党的支部教育，主要教育内容为：继续抓好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同时进行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学习；进行党的互相合作政策、农村工作政策的教育；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的教育；继续抓好党的基础知识教育。
    1955～1956年，结合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行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政策教育，学习1955年5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1957～1959年，为更好地警惕、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全区各级党组织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进行党的整风运动。全体党员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中共中央、中共河南省委有关“反右倾”、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方面的文件、材料，进一步认识到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和文化工作人员，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同时，要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
    1960～1962年，全区组织党员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学习毛泽东有关著作，教育广大党员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战胜困难。此外，还进行了战备教育，以彻底粉碎蒋介石窜犯大陆的阴谋。由于条例的试行，解决了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时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了下来，国营企业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得以恢复和建立起来，对于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3～1964年，全区各级党委以《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员标准十项条件”为基本内容，对全体党员普遍进行教育。地委要求全区每个基层支部，从支部委员或党员中挑选一名有实际工作经验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同志为党支部辅导员，共挑选辅导员6641名，教员4690名。受教育党员135000多人，占应受教育党员总数的96％。1965年，全区普遍开展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全区党员教育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4年后，各级党委组织党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开展所谓“批林扎孔”和“评法批儒”运动。1977～1979年，全区党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后，地委及时作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开展以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主要内容的党员教育工作，各县镇党委、地直各局委党组成员应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学习，并于9月底以前对全体党员普遍轮训一次。根据地委这一要求，截止5月中旬，全区有l25个公社，155个县直局委开始党员轮训工作，轮训党员41300多人。通过学习，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必须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使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1981年，全区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克服领导涣散软弱状态，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宣传教育，从根本上纠正了当时人们思想上存在“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分清了是非，统一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为维护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1982年，学习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开展以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邓小平《谈端正党风问题》、陈云《要真理，不要面子》以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主要内容的党员教育活动。在全区党组织、党员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使广大党员明确了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争做先进党支部，争做优秀共产党员。
    1984年11月，地委成立整党办公室。在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上级关于整党的有关文件的基础上，全区开展对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的全面整顿。1985年，全区党员开始学习《中共党史简明读本》，进行党史教育。历时3年半的整党至1987年5月基本结束。经过整党学习教育，使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四个方面都有了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上严重不纯状况有了改变，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四、党校培训
    抗日战争初期，确山县竹沟抗日根据地成为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在竹沟扩大教导大队，办党训班，办各种训练班，培训各圾党政军领导骨干。从1938年3月至1939年10月，先后开办教导大队4期．每期3个月，共培训学员l400余人，其中党员占一半；党训班(新兵队)6期，每期3个月，培训支部委员以上干部l000余人；青年干部训练班3期，每期1个月，共300余人，党员占2／3；地方武装干部训练班4期，每期1个月，共200余人，皆为共产党员；电台、机要、卫生、司号、供给、妇女等各种训练班，合计200人。总计培训学员3000人，为延安“抗大”选送220名学员。其中除党训班学员部分回地方工作外，大部分到部队工作，大大充实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骨干力量。
    1949年3月，建立中共确山地委党校。由于全区刚刚获得解放，急需大量干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大力吸收知识分子，采取短期训练班办法，加以训练分配工钟，在工作中继续教育”的指示，以及确山地委关于整顿新四军五师落伍掉队人员和自首分子的决定，确山地委党校先后举办3期学习班，招收培训学员800名，其中知识分子400名，区乡干部100名，落伍掉队人员和自首分子300名。
    1949年8月，中共确山地委党校更名为中共信阳地委党校。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中共信阳地委党校为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和整党建党工作培养骨干力量开办训练班17期，轮训5100人次(包括潢川分校1期300人)。
   1953年1月至1956年12月，为宣传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共“八大”会议精神，举办轮训班27期，训练学员10820人次(其中包括潢川分校6期2000人次)。1957年训练整风反右派骨干，1958年培训“三面红旗”宣传骨干，两年共举办4期，训练学员2610人次。
    1959年，中共信阳地委党校升格为初级党校，训练对象改为各县委委员、各县人民委员会科局长、各县工会、共青团、妇联主要领导人、公检法“三长”、地专直科局副职、公社正副书记、正副社长等干部，教学内容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理论等，结合学习党的中心工作和时事政治。1959～1960年举办2期，训练学员900人(次)。
    1961～1962年，为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农村整风整社、清理退赔对农民的平调，以及中共中央北京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精神，先后举办训练班4期，培训学员1720人次。之后，党校教学干部全部下县搞点，教学工作停顿。
    1965年7月，建立中共驻马店地委初级党校。1966年4月，地委初级党校在遂平县委党校举办1期政工班，培训干部112人。1968年7月25日，地委党校与地区行政干校合并，政名为“驻马店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73年8月27日，重建中共驻马店地区初级党校。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共举办学习班16期，轮训学员3367人次。
    1977年，党校举办公社副书记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班2期，参加学员370人。1978年，举办干部读书班和公社副书记、书记哲学、党建理论培训班各1期，共403人。1979年3月，举办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培训班1期，培训300人。l0月，举办由地直局委正副科长、二级机构正副经理参加的真理标准讨论班1期，参加干部150人。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后，举办理论辅导员培圳班和政法干部培训班各1期，共参加303人。
    1980年，举办学习十一届五中全会文件、邓小平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等内容学习班5期，参加人员1576人。举办中青年干部学习班1期，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建等内容，参加人员共300人。
    1981年，举办由地直局委党组成员、二级机构正副职、公社书记和地直科级干部参加的中共中央文件学习班5期，培训学员1377人。8月以后，举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学习班4期，培训地直局委党组成员、二级机构正副职干部1053人。开办中青年干部班1期，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参加67人。1982年，举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哲学培训班各l期，分别由各县市党委、正副部长、正副县长、政协主席和县市党校校长、地县直理论辅导员参加，共培训450人。1982年10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举办“十二大”文件学习班4期，培训2322人。
    1983年，开办中青年干部和县市书记、局长学习班1期，主要学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陈云文稿选编》，培训学员200人。1984年8月，举办哲学辅导员学习班1期，培训人员150人。为了全面迅速地开展整党工作，10～11月，举办整党文件学习班2期，培训党员642人。1985年，为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党校举办中青年干部和党政群系统军队转业干部学习班3期，培训干部174人。

第三节  纪律检查

    建国前各时期建立的地委，主要由其组织部或社会部进行党的纪律检查整顿，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和良好的工作作风。1950年3月，建立中共信阳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各县市也相继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党风整顿和党员违纪案件调查处理。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对犯有贪污腐化、铺张浪费以及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进行了严肃的组织处理。经过复查之后，根据不同情况对受审查的党员分别进行了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销工作的处分。
    1953年，全区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活动。经过调查，全区各级党组织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诸方面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不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不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在安排工作时，只交待任务，不交待政策界线和工作作法，坐机关不了解下情，原文照转布置工作，单听汇报作决议发指示；利用职权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诬蔑陷害，逼死人命；在进行工作时，不从实际出发，不从群众觉悟水平出发，强迫群众执行；乱捕，乱扣，乱管制，假枪毙，假活埋，组织假人民法庭，强奸妇女，违法乱纪。“三反”运动后。据10个县初步统计，发现有贪污问题的243人。在腐化问题上，主要表现为乱搞男女关系和闹婚姻问题，仅7个县统计乱搞男女关系192起。全区纪检部门全年受理党员案件有609人，其中违法乱纪138人，乱搞男女关系(包括强奸、通奸、诱奸)67人，蜕化堕落(思想退坡)75人，丧失立场52人，贪污31人，无组织无纪律38人，渎职23人。处理结果：开除党籍91人，留党察看53人，撤销工作33人，警告174人，劝告59人。
    1954年，纪律检查工作围绕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统购统销进行。各县市普遍发生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事件。平舆县共148个乡，有78个乡发生强行搜查，共搜查167个村881户。有的把干部集中起来一个村一个村突击，召开大会乱批判；有的区乡封闭石磨，不准群众磨面。有的对群众采取脱衣冻人、罚站累人、辱骂捆打等残酷手段。为了制止党员干部逼交抢购，违法乱纪、强迫命令，各级纪委配合有关部门，一方面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一方面检查处理了一些严重案件。全区处理犯错误党员干部890人，其中违法乱纪190人，违反政策146人，无组织无纪律64人，严重失职64人，贪污盗窃64人，乱搞男女关系113人。对有关违纪人员分别进行了处理，开除党籍146人、留党察看91人、撤销工作58人。
    1955年6月，召开地委扩大会，选举产生中共信阳地方监察委员会。7月，根据地委《关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计划》，各县市开展了内部肃反斗争。共处分党员1673人，其中主要错误为：违法乱纪202人，违反政策267人，贪污盗窃417人，无组织无纪律93人，严重失职65人，丧失阶级立场60人，隐瞒政治历史问题31人，乱搞男女关系269人。给予党纪处分的有：开除党籍554人，留党察看270人，撤销工作144人，警告545人。
    1956年2月，地委监委制定了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中心开展党的监察工作规划。随后，检查了全区23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发现有违反党纪行为的党员215人，处分95人。全年受理案件3305件，处理3068件，受处分党员达2396人。受处分党员中，腐化堕落违反政策法令制度的377人，丧失阶级立场的145人，官僚主义严重失职的146人，无组织无纪律的104人，侵犯人权的97人。
    1957年5月，根据地委部署，各县币开展以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反右斗争开始后．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各级监委派员参加并负责办理处分党员的手续。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致使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下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惨遭打击迫害。1958年5月12日，根据地区监察委员会制定的1958年“跃进”规划，提出“苦战七个月，十月一日实现无贪污盗窃、无投机倒把、无瞒产私分、无违法乱纪的四无模范专”的跃进口标，开展监察工作“大跃进”，进一步扩大了打击面。至1958年底，信阳全区在整党整风运动中，处理党员7762人，其中有右派分子641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抗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1367人，阶级异己分子148人，违法乱纪999人，腐化堕落739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的809人，丧失革命意志和觉悟不高的798人，有右倾思想的749人，工作上脱离群众的386人。开除党籍2121人，留党察看1290人，撤销党内职务529人，严重警告1157人，警告975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1024人。
    1959年，地、县市监委围绕整社、整风运动和各个阶段中心工作，向各种阻碍破坏运动的行为开展斗争，检查处理所谓反对总路线，危害“大跃进”，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政治挂帅的党员干部。此外，还揭露出在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水利化等工作中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问题，据对12个县的不完全统计，犯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1％，并造成多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全年处分犯有错误的党员干部3684人。其中开除党籍808人，留党察看649人，撤销党内职务290人，严重警告1090人，警告847人。另外，还清除各种坏分子319人。
    1960年，继续开展“三反”运动，并集中揭露“五风”(即浮夸、瞎指挥、共产风、强迫命令、干部特殊化)等问题。对犯“五风”等错误的大批干部进行“集训”、“特训”，进行大批判。9月30日，地监委制定了《关于改进党员干部作风，制止违法乱纪的几项规定》。全年处分党员2949人，其中开除党籍1417人，留党察看330人，撤销党内职务3l6人，严重警告495人。
    1961年根据中共中央批转《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指示，全面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运动中，揭发出许多坏人坏事和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但由于采取“左”的办法来反对“左”的错误，致使工作中出现了大量新的违法乱纪现象。突出的表现是：夏收中某些党员干部带头甚至组织群众哄抢、偷盗粮食、农具、耕畜，破坏公共财产，对群众性的小偷小摸不按照党的政策积极地做工作，而是采取捆、绑、吊、打、乱搜乱罚的粗暴恶劣手段，甚至逼死人命；解决“五风”问题集训、特训的人太多，斗争中一些人趁机报复，乱搜奇，乱批斗。为此，各级监察部门，一方面积极认真地做好整风整社运动组织处理工作；一方面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及时检查处理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各种案件；同时，认真做好受理党员、群众的控告、申诉工作。1962年，地县监委根据上级监委有关指示，深入研究了处理“五风”违纪案件的政策界限问题，在监察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了“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宁可不及不要过”的政策精神，对于凡是执行上级党委的错误方针、歧策、措施犯了错误的干部，责任主要由上级担负，执行者只作检讨，接受教训，不追究责任；对于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人，由于他们的错误与其上级领导的“五风”有关，亦给予从轻处理；对于少数违法乱纪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进行严肃处理。从1961年3月至1963年3月，全区对1958～1960年问各项政治运动中处理的各类人员，进行了全面甄别复查。几年间受批判处分人员共101326人，甄别结案98404人，给予彻底平反的89185人，占90.6％；部分纠正的5550人，占5％；原批判处理正确加以肯定的3669人，占3.7％。
    1963年冬至1965年各县市在农村陆续开展以“四清”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镇开展了“五反”运动。运动中，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大批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错误或罪行的党员干部，给予了严肃处理。
    1965年7月，成立中共河南省委监察委员会派驻驻马店地区监察组。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开始后，全区各级监察组织停止一切活动。1971年重建地委时，尚束建立地区监察机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处理，由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负责。
    1979年6月，成立中共驻马店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同年，地县两级纪律检查机关直接检查处理违法案件151件，其中违法乱纪65件，搞特殊化9件。审查处理党员164人，其中逮捕16人，开除党籍59人，留党察看30人，撤销职务19人。
    1980年4月，正式成立中共驻马店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区各级纪律检查部门一方面抓好对中共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检查处理了各种违法乱纪案件。全年处理案件727件，其中抵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0件，丧失立场包庇坏人7件，闹派性、破坏安定团结24件，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倒把103件，强迫命令、违法乱纪176件，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诬告陷害36件，严重官僚主义、工作失职32件，违反财经纪律、破坏国家计划68件，徇私舞弊、弄虚作假、骗取荣誉66件，无组织无纪律26件，利用职权搞特殊化52件，腐化堕落、道德败坏115件。共处理党员592人，其中开除党籍232人，开除公职13人，留党察看166人，撤销党内职务79人，逮捕41人。
    1981年，全区各级纪委查处各种党员违纪案件571件，处理党员412人，其中开除党籍126人，留党察看136人，撤销党内外职务61人。
    1982年，全区各级纪委集中力量重点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到1983年，两年间立案982件，因经济犯罪被判有期徒刑202人，无期徒刑2人，开除党籍83人，其他党纪处分195人，政纪处分26人，收缴赃物293万元。1983年全区纪律检查部门还查处违纪党员672人，其中开除党籍257人，留党察看115人，撤销党内职务89人。同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方面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查处，全区弄虚作假“农转非”l743人，已纠正1558人；合同工改制和招工招干中弄虚作假2434人，已纠正l647人；党员干部拖欠公款631.9万元．已归还455.9万元。
    1984年12月，按照中共中央文件精神，中共驻马店地委纪律检察委员会升格为副地级机构，更名为中共驻马店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各县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也随之升格为副县级机构。
    1985年，在整党中，全区重点制止了乱发奖会、实物，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粮食部门套取国家加价款，制造销售假冒商品等不正之风。全区查处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单位36个，涉及党员干部42人；纠正乱发奖金，收缴奖金税86万元，纠正乱发服装7384套，补交款31万余元；立案查处违纪案件115件。

    第四节  统一战线

    1926年冬，中共确山党组织为了迅速打开本县农民运动的局面，决定争取县东红枪会首领张立山的合作，遂派刚刚回乡开展工作的中共党员刘建昭(又名刘清凡)，利用其亲戚关系前往联络。经刘建昭、张家铎、李鸣岐、马尚德、徐子荣等反复做工作，张立山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接受了党的政治主张，决定将红枪会组织l万余人全部交中共确山党组织掌握。不久，党组织又以张立山的名义，争取了确山县城东南普会寺红枪会首领欧阳炳炎，新安店红枪会首领李天道、李述曾，任店红枪会首领马树德等。1927年2月15日，确山县农民协会成立，张立山当选为农协执行委员。同年4月4日，举行震惊中外的确山农民暴动，原红枪会组织的1万多成员，成为暴动胜利的决定力量。
    1937年9月，中共鄂豫边省委和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为实现团结抗日，争取合法地位，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国共合作谈判。但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不仅对这支队伍持不承认态度，还阴谋予以消灭。根据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接见周骏鸣时作出的“你们要猛烈扩大，扩大到消灭不了你们时，他就会同你们谈判”的指示精神，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在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手枪团二分队的大力协助下，先后攻占泌阳县的马谷田和邓庄铺，打掉贾楼、吴家大梨园、王店等反动地主围寨和联保处，给国民党地方反动顽固势力以极大震动。同时，独立团还与泌阳县城、高邑、梁湾、邢集等地的开明地主和士绅进行了广泛接触，建立起统战关系。10月，信阳、确山、泌阳、桐柏、罗山等县国民党政府联合派出代表，在泌阳县高邑同独立团进行首次谈判，口头承认了独立团的合法存在。随后，鄂豫边省委统战部长刘子厚和独立团一营政委张明河作为谈判代表，与国民党河南省第九区(信阳)专员武绪如，分别在确山县竹沟镇和芦庄进行了两次谈判。为了进一步巩固豫南地区的统战局面，鄂豫边省委和独立团派刘子厚和张明河赴开封，同国民党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谈判。刘峙迫于舆论和局势的压力，同意谈判，并将谈判事宜交国民党第一战区预备总司令张钫办理。刘予厚与张钫进行了两次谈判，张钫急欲扩充自己的队伍，基本接受了独立团提出的“部队听编不听调，干部自配，解决给养”等条件，并预先拨给1000套军装和3000块银元，派专车送往确山。
    1938年2月，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来确山县竹沟镇后，继续开展同国民党军队及其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以扩大和巩固竹沟地区以及整个豫南地区的抗日形势。先后派刘贯一、王恩九等，与驻扎在信阳的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驻扎在南阳的第十三军张轸部、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第八区(汝南)专员张振江、第六区(南阳)专员朱玖莹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刘汝明表示，决不与共产党和新四军为敌，如果竹沟遭到进攻，六十八军愿意给予弹药的支持。张轸向竹沟新四军留守处捐赠步枪200多支和一批子弹。张振江允许在其所辖范围内，建立抗日救亡团体，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豫南特委经过多方工作，也先后同驻桐柏的国民党第七十七军何基沣部，川军一百二十七师陈静珊部建立了统战关系。1939年11月，“竹沟惨案”后，国民党反动势力极力反共，各方统战关系先后破裂。
    1949年3月，全区各县市获得解放以后，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积极做好社会经济的恢复工作。至同年底，全区7070户工商业者恢复生产或营业。同时，全区还对5000多名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团结教育工作，把大部分可以使用的人员吸收到各项工作中。
    1950年7月，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工商业登记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全区对工商户进行了登记工作，并预发丁营业证书。在此基础上，各级党政部门一方面鼓励私人工商业者积极发展生产，搞好经营，一方面狠狠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非法经营者，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良好的秩序。1951年，全区私人工商业已发展到28280户。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区各统战部门把工作放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教育界和卫生界，组织全区中小学教师和医药卫生行业人士分批集中学习文件，座谈对抗美援期、“三反”、“五反”运动的认识，并结合个人历史谈自己的思想进步过程。通过教育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全区首次在教育界、卫生界发展了一批知识分子党员，为进一步团结教育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在工商界，全区广泛开展了“五反”运动。据调查统计，1952年全区38200个工商户，有40％左右犯有“五毒”行为。驻马店市中山街157户工商户，95％的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使国家蒙受经济损失23.86亿元(旧币)。按照有关开展“五反”运动的方针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工商业者及城镇居民，检举揭发出大量不法工商户的“五毒”罪行。在检举揭发、查证核实的基础上，把私人工商户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种类型。并根据中央关于“五反”运动中对私人工商户的处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五条基本原则，对那些“五毒”俱全、态度狡诈的不法资本家进行了严厉批判斗争和经济制裁，从而使所有工商业者受到深刻的爱国守法教育。全区查出“五毒”户6891户，8744人，其中行贿干部的805人，金额23.6万元；偷税漏税的的5300人，金额1766.83万元；贪污盗窃的1619人，金额31.2l万元；偷工减料的748人，金额73.8万元；偷盗国家经济情况的272人。
    1951～1952年，先后在汝南等地对宗教界有重点地开展了反帝革新运动，仪天主教，即驱逐外籍教士帝国主义分子9人，挤走1人，自愿离境7人；取缔圣母军分子30人，清查出反革命分子3人，坏分子6人；接收教会学校ll所，神学院2所，医院8家，孤儿院3家，残废院l家。
    1953年，全区进行广泛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严厉批判大民族主义思想行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回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5个民族乡。此外，还注意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吸收党团员，培养、提拔民族干部，加强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联系工作。
    1953年秋，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取缔了粮食自由市场，并开始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国营、公私合营经济比重迅速上升。1954年，城市私营零售额所占比霞由1953年的61.65％下降为41.55％，户数由12623户下降为10430户，从业人员由23272人减少为14118人；农村私营经营额由1953年所占比重的67.84％，下降为15.44％，全区农村商贩停业约38.2％，个别县达到50％，其中以粮棉商最为突出。1955年下半年，全区形成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1956年，全区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划定工商资本家411人，其中工业资本家140户，182人，拥有雇员l511名；雇员20人以上企业55户。商业资本家229人，雇工905人。公私合营后，国家按资方交出生产资料的价值，在连续lO年内，每年付给资方5％的定息，并保留在职资本家较高的工资，从而实现对资本家企业的和平赎买。合营中，根据企业需要安排原私方从业人员258人作企业各种领导职务，派进公方代表114人。
   1957年，全区各行业、各领域广泛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工商界参加上层整风4125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349人，四类坏分子340人。到1958年，全区共划定右派分子9368人。
    1958年，全区在广大回族人民群众中，开展了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并对849名回族党团员进行无神论教育，使他们分清了宗教与民族、有神与无神等问题。经过建国后近10年的社会变革，1958年全区有天主教堂口2处，较1949年的41个减少95.12％；神甫6人，较1949年35人减少82.57％；修士2人，较1949年20人减少90％；修女20人，较1949年34人减少41.18％；教徒545人，较1949年7385人减少92.62％。基督教有堂口41处，较1949年269个减少84.76％；牧师7人，较1949年31人减少77.42％；传道员137人，较1949年588人减少76.7％；长老126人，较1949年318人减少60.38％，执事146人，较1949年532人减少72.56％；教徒2590人，较1949年20944人减少87.63％。佛教有寺庙6处，较1949年61处减少90.16％；僧74人，较1949年243人减少69.55％；尼姑63人，较1949年101人减少37.62％。道教有道士15人，道姑1人。
    1962年12月至1963年10月，全区对知识分子、宗教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五类人士的政治态度，进行鉴定工作。全区共鉴定1917人，其中：工程技术界和农业技术界74人，文教界652人，卫生界547人，工商界444人，文艺界88人，宗教界72人，民族上层40人，社会人士42人，归侨8人。经过鉴定，初步认定了五类人士1958年以来的政治态度，其中左派128人，中左439人．中中940人，中右392人，右派18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统战政策遭到毁灭性破坏，工作全部瘫痪。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大批统战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及其他党外朋友被非法批斗。据统计，仅知识界就有1000多人被批斗，300多人被游街示众，200多人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关进“牛棚”。
    1978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全区在1957年到1959年间划定的5322名右派分子，全部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同时，全区开始对原划右派分子进行全面复查，改正其中的错划右派。
    1979年5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指示，全区开始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进行普查认定和落实政策工作。
    1980年，针对1965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简称“三小”)以及其他劳动者带进公私合营企业，称之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的不妥当做法，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展区别“三小”工作。从原定的850名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属劳动人民范畴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779名，占91.6％。并明确宣布，保留的71名原工商业者，今后也不再称“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在政治、经济、生活福利等方面和其他职工享有同等待遇。
    1986年，对右派分子的复查改正工作基本结束。全区原定5.322名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的5313名(其中1962年平反515名)，占99.83％，给予全部平反，恢复名誉。平反改正后应安置工作的2462人，全部安置。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因右的问题而划为中右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和没有戴任何帽子被错误处理的3591人，平反改正3573人，占99.5％，平反后应安置工作的2448人，全部作了安置。
    同年底，全区共认定起义投诚人员身份的5347人，其中将级4人，县校级182人，区尉级1481人，士兵3680人。对认定的起义投诚人员，除484名不愿领取证书和250名查无下落者外，其余4631名全部颁发了“起义投诚证书”。对因追究历史问题受到错误处理的起义投诚人员及其受株连亲属子女共2367人，已平反落实政策2355人。其中平反冤假错案626人，摘掉各种分子帽子265人，恢复安置工作289人，解决原无职业的劳改就业人员复查撤判后的生活费34人，由民政部门实行社会救济的888人(一次救济537人，每月定期发给生活费351人)；实行五保27人，安排子女就业22人，解决其它问题82人，受株连家属子女恢复工作21人，恢复城镇户粮关系101人。

    第五节  信访接待

    建国初，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各种问题，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处理。1953年，信阳专署和各县市相继建立人民监察委员会，开始建立信访工作的来函、接见、谈话、登记、转办制度。同时，专署和各县市人民政府先后设立信访科或人民来访接待室。1957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公历5月14日)，开始建立专员、县长接待日，接待日定为农历每月初和十五。专员、县长接待时，由人事局、民政局、财政局、法院、检察院、妇联会、监察委员会等部门派人组成临时办公室，协助办公。
    1958年，全区人民来信来访2748件，其中来信520件，来访1250件。中央、省、报社转来的信件270件。来信来访中有关公社问题的587件，揭发贪污、拿用、私分、瞒产的301件，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365件，民事纠纷和生活作风问题737件，要求复职就业127件，要求政府解决疾病医疗和生活问题的113件，对处分不服124件。信访人员中最多的是农民，其次是军人、干部、教师、学生、工商业者。
    1961年，“信阳事件”被揭露后，人民来信来访急遽增加，各级党政部门也相继建立领导接待人民群众来访日制度，每月一日、十五日接待两次。当年全区受理来信7304件，接待来访8095人(次)，合计受理信访15399件(次)。其中，各级人民来访接待室自办2703件(次)，转办13506件。信访中工人2005件，农民6104件，学校师生1400件，军人129件，匿名信950件。信访中，揭发“信阳事件”中的坏人坏事6902件，申诉受打击报复要求平反复议的1202件，反映民主补课运动进展情况和检举代表不纯的640件，反映大队干部执行“六十条”不认真，影响“三定”、“三包一定”、“四固定”和退赔工作进展迟缓的1801件，要求帮助解决个人问题和民事纠纷的4009件，揭发投机生意的190件，检举偷盗和私分粮食的180件，要求改变家庭成份和摘掉右派帽子的820件，反映坏分子在民主补课中趁机翻案夺权的280件。信访形式，除写信、来访外，有的以电报形式向中央、省反映问题，重信难访的占受理信访总量的半数以上。
    1967～1971年，各级党政机关信访科室瘫痪，由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或接待组负责受信接访，领导接待日取消。信访中涉及的问题以历史遗留问题为主，有民主补课中处理不正确的问题，1966年城市下放的祖居户生活、返城问题，干部违法乱纪、打击报复，林地、宅基地等民事纠纷。另外，还有群众造反组织反映的路线、站队等有关造反组织内部的问题。
    1972年10月，地委办公室设置信访科，恢复领导接待日制度，各级信访工作日益加强。“文化大革命”后期，信访反映的问题除历史遗留问题外，大部分为对动乱,中制造的冤假错案的申诉，如被错误处理，被打成反革命，被挤占房屋及抄走财物，运动中因路线问题遭不白之冤等。还有的反映解放军“三支两军”中的问题，要求查明运动中死亡人员的死因，揭露“打、砸、抢”事件等。
    1977年，全区受理信访3158件，其中来信586件，来访1572人(次)。主要是对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处分不服，要求减轻或撤销处分，基层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干部贪污腐化、立场不稳、吃喝拉拢问题等。地委先后召开3次信访工作紧急会议，全区抽调396名干部，组成150个调查组，对205个信访案件(包括进京、省上访的29起)进行及时调查处理。
    1978年，随着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拨乱反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得到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要求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信访件大幅度增加，仅地委第一季度受理的来信就达1302件，接待来访506人(次)。全区l～4月份赴京、省上访人员达494人次。6月，成立中共驻马店地委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区信访工作的领导，7月，各县市委先后成立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全区全年受理信访件达30727件，其中来信2O592件，来访10135人次。
    1979年，在揭批查清理极“左”路线运动中，全区信访量达历史最高纪录。地委第一季度受理信访3853件(次)。赴京、省上访人员也急遽上升。为此，中央信访局从驻马店地区抽调3名干部到北京，专门负责接待驻马店地区的赴京上访人员。省委也从驻马店抽调2名干部在郑州负责接待驻马店地区赴省的上访人员。全区抽调干部2060人组成工作组、调查组，采取定任务，定人员，定时间，定质量，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等措施办理信访案件，重点解决复员退伍军人、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城镇下放居民户问题。为防止信访户集体串联进京、进省上访，全区大队、居委会等基层建立了调解委员会或调解小组。全区全年受理信访216184件次，其中来信107900件，来访108279人次。领导指示要处理结果的重大案件1442起，赴京上访850起。地委全年受理26340件(次)，其中控告干部违法乱纪和坏人坏事的有5399件，占总件次的20％，属于定性戴帽、刑事处分、开除党政籍、其他处分、查死亡人员死因的有6086件(次)，占总件次的23％。
    1980年，全区受理信访50327件(次)，其中来信30133件，来访20194人(次)。1981年，全区受理信访31418件(次)，其中揭发控告干部作风问题的1182件(次),反映精简下放问题的249件(次)，民事申诉664件。
    1982年，全区受理信访30455件(次)，其中来信20133件，来访10322人(次)。赴京上访360人(次)，赴省上访584人(次)，向京、省去信2475件。
    1983年，全区受理信访24557件(次)，其中来信10518件，赴省上访577起，给京、省写信1664件。10月，泌阳县被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确定为信访工作重点联络县，省信访局同时确定其为省重点联络县。
    1984年5月，成立地委行署信访办公室。信访办公室代表地委、行署受理、交办、催办、督促检查各县市和地直各部门信访工作，并可直接处理所受理的信访案件。同时，建立信访例会制度，地委、行署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定期听取信访工作汇报。全区受理信访24259件(次)，来信14060件，来访10209人(次)。

图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