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功过有新论
—《李斯评传》读后
吕亚非 周少川
李斯是与秦朝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的政治家，也是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辅佐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政治、经济措施和法律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秦因暴政二世而亡，作为丞相的李斯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最终为人陷害，身死族灭的结局，也让人叹惋。李斯一生与秦王朝成败相始终，集开创之功与倾覆之责于一身。要对这样一个呈现出多重复杂性又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人物作全面研究和准确评价，是颇有难度的。尚景熙先生的《李斯评传》（以下筒称《评传》）[1] 首次以评传的形式，为李斯研究贡献了一份新成果。全书24 万余言，分14 章，从李斯早年为郡小吏始，历叙其佐秦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的封建帝国等，直至最后含冤入狱，腰斩咸阳市终，并附录有李斯年表。该书结合秦王朝的兴盛与灭亡，完整地记述了李斯生平事迹，对李斯一生的功过做出了新的论断。最近有幸拜读了《评传》，受益匪浅，感觉《评传》具有以下鲜明的特色。
一、爬梳剔抉，改旧说之偏见，实事求是，还李斯本来历史面目
李斯虽贵为千古一相，但历来口碑不佳，毁多誉少，这大概出于《史记·李斯列传》对李斯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些文学作品对李斯的评价更低，多以投机政客、鼠辈小人视之[2]，历史上的李斯真是如此不堪吗？明代著名思想[1] 尚景熙：《李斯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2] 参见常万生《断头肥鼠：李斯》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 年；钱宁《秦相李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家李贽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1]以当今的史学视角而言，应该如何给李斯一个正确的评价呢？从以往的研究来看，虽有朱绍侯《对李斯功过的述评》[2]等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但也有不少是延续《史记》观点的人云亦云之说。《评传》在全面搜集爬梳剔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为重新评价李斯的功过提出了新见解。
首先，《评传》对《史记》的记载提出了质疑。《史记》自然是秦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但《史记》的脱漏篡乱也是比较严重的。由于秦政苛暴为后世诟病及司马迁的个人好恶等原因，《史记》中有关秦代的史料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不少史家就曾对《史记》关于秦史的记载提出了一些质疑，如晚清学者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说：“史公传李斯，历载赵高所以愚弄二世及李斯者，
多近于故事传说。”史学名家吕思勉、钱穆等也指出了《李斯列传》中的诸多不可信之处。
《评传》也对《史记》有关李斯的记载提出了质疑。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就明确表示不赞同司马迁“涵有个人喜恶的情绪，亦即喜之则褒，恶之则贬”的史笔。指出在秦国的政治家中，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的功劳只是使秦国一时强大，而李斯则辅佐秦始皇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完善的帝国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做出了划时代贡献。但在《史记》中，百里奚等四人都是才华毕露、功绩卓著，而《李斯列传》中对其贡献仅用“斯皆有力焉”一笔略过，而以铺张的笔法大写其见鼠、辞荀、沙丘之变等经过。李斯之所以被认成阿顺苟合、丑恶多端的“仓中鼠”形象，《评传》以为“非世人误也，太史公史笔赋予耳！”[3] 关于秦始皇暴政开始的时间，根据《史记·始皇本纪》的叙述，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暴政就开始了，世皆沿用此说，但《评传》认为从史实来看，秦始皇从全国统一至始皇三十二年的前半年，并未推行暴政，而是励精图治的。在此期间，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统一度量衡，还曾赐爵一级，赐黔首六石米两只羊，在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有秦王朝颁发的《为吏之道》，其中还要求官吏“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慈下毋陵，敬上毋犯，审知民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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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贽：《史纲评要》，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91 页。
[2] 朱绍侯：《李斯功过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3] 尚景熙：《李斯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 页。
其次，《评传》充分肯定了李斯的历史功绩。《史记·李斯列传》对李斯的贡献评价不高，《评传》则搜集相关史料，结合《始皇本纪》等篇章，对李斯一生的历史功绩作出充分的肯定。
作者指出在秦的统一战争中，李斯为用事大臣，掌握枢纽，是整个战局的操纵者。早在李斯入秦时，就提出了重金收买六国大臣、刺杀不为秦所用者、最后军事进攻的统一三大步骤。前两步的游说、间谍、颠覆活动，打乱了诸侯国的计划，为统一战争制造了有利条件。在军事行动中，李斯又“阴修甲兵、饬政教”，推行“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的军功爵制，积极提高战斗力量。借着李斯的有力举措，在统一战争中，秦终得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度民力”。以上所述，都看不到暴政的气氛。秦始皇三十二年下半年，方士卢生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发兵32 万北击匈奴，暴政才从此开始，接着便是征百越、修长城、筑离宫、作骊山墓、焚书、坑儒。对于秦始皇推行暴政期间李斯的地位和态度，《评传》也有自己的看法。《史记》以为李斯“严威酷刑”，是秦始皇的帮凶。《评传》却认为秦始皇推行暴政期间，“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李斯虽贵为丞相，但却不是用事大臣，用事大臣是统属狱吏的御史大夫。对于秦始皇的暴政，李斯的态度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最初是谏阻，《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始皇“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1] 然不为秦始皇采纳。秦朝暴政开始后，始皇高度独裁，不听谏阻，于是身为丞相的李斯，只能承办具体任务，有所规辩也要依照秦始皇的心思和要求。《史记》说李斯“不务明政”，《评传》以为不然。统一六国后，李斯为相期间的治国政策，是采纳古代政治之精华，吸收六国之长处而制订的。这点从社会行为法则和礼仪规范的制订，便可窥见一斑。《史记·礼书》言“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评传》认为“李斯的治国方略应是在‘因时而治’的原则下，‘法今’‘师古’，选用有益于国的实施”[3]。如废封建、行郡县、尚农抑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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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2954 页。
[2]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1159 页。
[3] 尚景熙：《李斯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136 页。
夷齐、楚，卒兼六团，虏其王”[1]。因此，作者盛称：“李斯是秦国间谍机构与在六国进行离间颠覆活动总的掌握者与运作者，也是军事的主要经管与策划人。”[2]《评传》指出统一六国后，李斯为秦朝国家制度的建设奉献了九大业绩。又归纳了李斯废封建，行郡县；立法度，以法治国；尚农抑末，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缓刑、薄赋、均徭；推行封建人伦，整顿不良习俗；上下同心，协力经营等六大治国方略。作者认为：“以上李斯的治国方略，加上统一六国的策略，窃以为即李斯的帝王之术的整个内涵，亦即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具体措施。通过这些具体措施的实施，达到社会安定、天下咸服与庶民安居乐业的目的。”[3]从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李斯在秦朝统一、建国、治国的一系列重要历史贡献。
其三，《评传》也对李斯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对于李斯一些错误的做法，在本书的第十至十三章也进行了具体分析，作出批评。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百官祝寿，淳于越继王绾之后再次建议秦始皇分封诸弟子。秦始皇下丞相议，李斯驳斥了淳于越，并且建议禁私学，焚《诗》《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秦代的文化专制政策达至顶峰。《评传》批评了焚书的恶劣行径，否定李斯无原则应和秦始皇的奴性态度。始皇在三十七年病死于沙丘，赵高协迫李斯拥立胡亥为太子。《评传》以为从《史记》记载来看，李斯确实恋爵禄、护子孙，在与恶势力的斗争中，瞻前顾后，软弱无力，终于屈服赵高，同意帮助胡亥即位，最后冤杀扶苏、蒙氏兄弟，一步步成为赵高的傀儡和帮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李斯进谏，被二世下狱。为保禄位性命，他阿二世之意而上《督责书》，怂恿二世继续施行严刑酷法，而且变本加厉。《评传》以为李斯的难处虽然可以理解，但一个人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才能显示出节操之高下，与自杀的冯劫、冯去疾相比，李斯大为逊色。作者指出：“他为了保身保家保子孙竟达到如此程度，是应该严厉批判的。”[4]
二、钩稽索隐，赋予李斯丰满的历史形象，展现跌宕起伏的秦朝兴衰史
《评传》一书多方勾稽史料，在《史记·李斯列传》的基础上，详细铺陈史实，赋予了李斯丰满的历史形象。是书前六章按早年为郡小吏、师事荀卿、入秦献策、谏逐客、韩非之秦、统一六国等大事各为一章，记述了李斯在秦统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第七至九章分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的建立、建设帝国的九大业绩及任相期间的治国方略，集中表彰了李斯在建设、治理国家方面的贡献。第十至十四章分述始皇暴政、政权黄昏、沙丘政变、李斯身死而秦亡，系统分析了秦王朝的衰亡与李斯的悲惨结局。全书按章节标题，纲举目张，使得李斯的生平事迹具体清晰，是非功过，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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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2561 页。
[2] 尚景熙：《李斯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61 页。
[3] 尚景熙：《李斯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139 页。
[4] 尚景熙：《李斯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208 ～ 209 页。
例如，在辅佐秦王政统一的过程中，《史记》本传只是概括地提到李斯说秦王灭六国成帝业，献计“阴遣谋土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1]。然并未叙其具体内容。《评传》结合《史记》在其他篇目的相关记载，将离间六国的史实一一表出。如魏公子信陵君曾两败秦军，威震天下，“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2]。赵武安君李牧数却秦军，“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蔥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蔥，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3]。为确保在与其他五国争战时，齐国不插手，“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而“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4]。如此则李斯所献计谋在000000000秦统一六国战争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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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2540 ～ 2541 页。
[2]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2384 页。
[3]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2451 页。
[4]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1902 ～ 1903 页。
与统一过程中的作用相比，在建立和建设秦帝国的过程中，李斯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在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廷议中，李斯力排众议，推行郡县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正如《评传》所言：“秦始皇采纳李斯废封建、行郡县的建议，朝廷通过三公九卿直接控制郡、县、乡、里，就建立起了十分严密的统治体制。这一统治体制，不但用于秦代，并为历代的封建王朝所采用。”对于李斯废封建、行郡县之功，《史记》在《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虽有重点表述，然而对李斯在其他方面的贡献，则只用“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1] 之说一语带过。《评传》则汇辑史料，分别记述了李斯在秦帝国的建设中，参与主持了管制反秦残余势力，销毁天下兵器；明法度、定律令；统一度量衡、车轨、钱币和文字；修驰道、疏交通；夷城郭、通川防、平覆地形；尊大臣、盛爵禄、加强朝廷团结等各项措施的制订和实施。这一系列举措，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巩固和加强了秦王朝的统治，也奠定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此外，秦帝国建立之后刻石记功，刻石的撰文与篆书皆李斯所为，他的小篆书法，成为传国珍宝、百世法式而影响深远，这些刻石及玺符对于研究李斯以及秦朝历史也有重要意义。李斯为相期间，还推行了一系列治国方略，有力促进了秦王朝初期的稳定和发展。《评传》具体叙述了李斯在建设秦王朝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使得李斯事迹更加清晰明了，深入人心，千古一相的形象跃然纸上。
全书以李斯为中心，对各个时期对于李斯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人物，如荀卿、吕不韦、韩非、赵高等记述甚详；对于有关统一进程，事关各国兴亡的重大历史事件也都有详细叙述。一部《评传》抵得上一部战国末期和秦王朝的兴亡史，显得十分厚重。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李斯在秦王朝的重要作用所决定，一方面也与作者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深入考辨，对若干历史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李斯列传》起首便有一段轶事，李斯见厕中鼠与仓中鼠境遇之不同，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历来皆以为这是李斯的“老鼠哲学”，是李斯不顾一切追逐名利的真实写照。《评传》却认为：“李斯要使自己做出一番事业，成为一个贤能有为的人……应是要有一个自己能够做出一[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2547 页。番事业的良好环境。”[1] 应该说，李斯有很强烈的事功思想，有建功立业的愿望，事实也证明他也具有这方面的才能，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事功思想是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普遍风尚，如果简单地归之为追逐名利、利己主义，未免有些不合实际。
对于韩非之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认为是李斯嫉妒、陷害而毒杀。然同传中又记：“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这里面的“人或传其书至秦”者，《评传》以为即是李斯，不然秦始皇读书喟叹的时候，李斯何以知道此乃韩非所著，可见是李斯有意向秦王举荐韩非的。即妒之，又荐之，这是非常矛盾的。即使李斯后来在存韩与取韩的问题上与韩非意见相左，也不至于一定要置之死地。何况对于这个秦王曾经渴望相见的人，如果没有秦王的命令，李斯怎敢擅自杀害，如果韩非为李斯所药杀，则后来秦王悔之的时候，发现韩非竟在狱中中毒而死，也断不会就此了事而不追查。《评传》以为韩非之死，是因他与姚贾的矛盾及存韩的用心造成的。作者指出：“韩非在韩十年怀才不遇，并与韩王搞得很僵；入秦后，为了存韩劝秦王政攻赵，又诽谤刚为秦立过大功的姚贾，结果被杀。”[2]
关于沙丘之变，《史记》载“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3]《评传》以为读后不能不使人怀疑。首先，秦始皇死的地点可能不是沙丘。作者以为：“当时从沙丘至咸阳，应该由今豫北渡黄河，经洛阳，入函谷，怎么却北上井陉、九原，到达塞北，行程一千余里，时间达两个月之久呢？”[4] 这与李斯“得时无怠”的主张不符，秦始皇很可能病死在上郡或咸阳。其次，胡亥为二世皇帝也可能是秦始皇诏谕，而非篡夺。作者以为扶苏谏坑儒，始皇使其监军于上郡，此后再未提过扶苏，皇帝出巡，也没有召回扶苏留守咸阳，况胡亥又为秦始皇爱子。因此“赐扶苏玺书还是个谜，不能视为真有其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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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景熙：《李斯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10 页。
[2] 尚景熙：《李斯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56 页。
[3]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264 ～ 265 页。
[4] 尚景熙：《李斯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192 页。
[5] 尚景熙：《李斯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192 ～ 193 页。
《评传》有上述诸多优点，与作者早年曾参加《李斯文集》的编纂（即后来出版的《李斯集辑注》），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密切相关。又因作者为上蔡人，与李斯同乡，故得以游村越野，寻找遗迹，搜集传说，增加一些关于李斯的见闻资料，可谓得他人所未得。诚然，《评传》也存在诸如对目前学界已有的李斯研究成果未能充分利用，对李斯的思想分析仍显不足等缺憾。然而，应该特
别提出的是，在参加《李斯文集》编纂40 年之后，尚景熙先生仍以古稀之年，发奋开始《李斯评传》的撰写。在县城文献资料查阅十分不便的情况下，他孜孜矻矻，年届九旬而终见此书之成。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矢志不渝的精神，不仅令人感佩不已，也将成为激励后学不断追求学术进步的动力。
（吕亚非，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院博士生；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