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华夏与华夏民族形成的时间
一、“华夏”辨析
华夏是中国的古称。始见于《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尔雅·释诂》：“华夏谓中国也，言蛮貊则戎夷可知也。”“蛮貊”是在中国周围蛮狄戎夷的简称。
蛮在中国南，今湖北省。《史记·楚世家》：楚武王曰：“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
北为狄。《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请救邢。’”邢在豫北，狄在今河南安阳及河北省南部。
东为夷。《尚书·贿肃慎之命》：“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东夷，据《左传》《史记》等书记载，春秋前期今安徽、江苏地带为徐夷、淮夷生活区，江苏之徐州市即因徐夷而得名。
西为戎。《秦本纪》：“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戎在今甘肃境。
《释诂》谓“华夏”即中国，但武王所言的华夏涵义是什么？窃谓即“大周”。周尚赤。《周本纪》：“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瑞。”注：《正义》：《尚书帝命验》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衔丹书入于酆，止于昌户。”同篇，武王伐纣，渡河，“有火自上覆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其色赤。”注：“郑玄曰，赤者，周之正色也。”也即赤色是周王朝的象征。因此，赤成为周最美好的颜色，通华。夏呢？《释诂》云：“夏，大也。”以夏作大，应本《尚书·大禹》，因禹治水功大，故称禹为“大禹”。大禹即夏禹。所以《说文解字》段注：夏“引伸之义为大”， 因此，周武王说的华夏即大周，即由“赤”通“华”“夏”通“大”而来的，指当时周王朝拥有的全部领土。但是，章太试论华夏与华夏民族形成的时间炎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以一山一水为名代表国家，是难以令人认同的。并谓“神灵之胄（中华民族后代），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中华文化源头是多元的，均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起源说”，已为学界所共认。因此，章氏的文化西来说同样也是令人不能认同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各族间的斗争融合》说，对“华”的解释亦如前，谓来自“周尚赤”，“凡遵守周礼尚赤的人和族，称为华人或华族，通称为诸华”。对此，当然承认是正确的。但谓“夏有西义”，“中国西部地区称为夏”，沿用章太炎的文化西来说，对此是应该辨析的。上文已提出文化“本地起源说”，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相邻文化区域之间的融合。但是，每一种文化区域都有其文化标志和特征。并非全从其他文化区域传播而来。
华夏所在地的中原文化也是土生土长的，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就是典型的文化源头。裴李岗文化告诉我们，这里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石斧、石铲、石镰和粮食加工的工具石磨盘、石磨棒。男性墓的陪葬品多为石斧、石铲，女性墓的陪葬品多为石磨盘、石磨棒。反映当时男女已有分工。裴李岗文化遗址是距今7000 ～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文化，之后方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后才是夏、商、周三代。从裴李岗文化至代表夏、商两代的二里头文化约4500 年，在这4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地区的人们，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文化，为中原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古文化遗址出土证明，中原文化是在本土起源，而且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但是，对西周直接管辖的王畿之地称“夏”，对东方分封的诸侯国称“诸夏”应该如何理解呢？“夏”，应来于周武王说的“华夏蛮貊”，夏是华夏的简称，夏即周王朝，诸夏即周王朝封的诸侯国。西周时期，虽然西周王朝制订的礼仪制度对东方诸侯国有强烈影响，但不能说中原文化即来自西方。因夏商二代均建都中原，从“周监于二代”，夏、商的礼仪制度都是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制订的。尤其春秋时期鲁国“初税田”之后，旧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崩溃，新的田地私有制兴起，“学在官府”转为学向庶人，礼仪文化呈现新的面貌，更不能谓“文化西来”了。
时代是发展的，事物也都在变化，到了春秋时期，对华夏的含义也不是周武王说的“大周”了。从春秋以来，逐渐由“周于二代”逐渐形成“郁郁乎文哉”[1]。对“郁郁乎文哉”，杨伯峻谓：即灿烂的文化。
孔子并且把文化提高到更高的认识。《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对此，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文是：“文化落后的国家，虽然有个君主，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以有没有文化划分华夏与夷狄的界限。亦即华夏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正义》的注解是“诸夏中国也”，即华夏。“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礼法完备，文化丰盛多彩，就是华夏的标准内涵。直到现在，中国仍可说是礼仪的大国，文化灿烂的大国，即文明大国。
有人说“华”是因服饰美观而得名的。这样说，对华的解释未免过于狭隘了；服装的美，只是文化领域的一部分。
二、华夏民族形成的时间
华夏民族的形成，有黄帝擒蚩尤、战败炎帝说。黄帝、炎帝、蚩尤本是我国上古时期三大部族的代表。这三大部族兴起最早的是炎帝族。炎帝族的主要贡献是“制耒耜教民农作”[2]。由于农业出现，其不再单纯地渔猎，使人们的生活稳定下来。这是划时代的了不起的时代跨越。炎帝族衰弱，蚩尤侵伐，暴虐百姓，炎帝族弗能征。黄帝族兴起，杀蚩尤于涿鹿，败炎帝于阪泉，“诸侯咸尊黄帝为天子，是为黄帝”。[3] 由于黄帝杀蚩尤、败炎帝族，有的学者说，这时，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即华夏族。但，有的学者说尧舜时形成华夏族。原因是尧舜娶尧女娥皇、女英为妻，舜是东夷人，意味着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进一步融合。世世代代通婚，不断繁衍生息，这样就形成可民族融合的共同体，即华夏族。
说在夏朝才形成华夏族。这时民族统一，国家出现，并且把全国划分为九州，制订了制度。上述的华夏是从地域统一血液融合而定的。但是，《中国通史简编》第四章第五节《各族间的斗争与融合》说，“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一个华族了”。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东周末年”应指战国后期。有的学者虽然说春秋时期四夷的华夏化是整个时代的主旋律，但是对华夏民族形成的时间未提，直接写为华夏族至汉代为汉族。所以华夏民族形成的时间，尚应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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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语·八佾》第三。
[2] 《绎史》卷四《炎帝纪》。
[3]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根据文献记载分析，鲁宣公十五年（前594），鲁国“初税亩”，公田制（井田制）开始崩溃，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学在官府”走向民间。由于文化发展，人民素质提高，礼仪达到新的阶层，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1]，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应在青年积极学习的时候，具体说是在入周向老子问礼之后。
孔子入周，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参观了周的所有礼仪制度和文化。在向老子问礼时，老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2] 从“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可知孔子问的有夏、商、周礼仪和文化。所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应是老子告诉他的，也是入周看到的，从社会现实观察的。这次入周问礼，使孔子在思想认识上和文化水平上都有一个飞跃，因为他对老子的评语是“老子，其犹龙邪！”对老子是钦佩到极点的。所以，自周归于鲁，弟子益众。在孔子入周问礼前后的这段时间中，诸侯国家的活动，以“弭兵之会”[3] 的影响为最大。弭兵之会既是尊尚礼仪的大会，又是化干戈为玉帛走向和平的大会，因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加之正当春秋文化灿烂时期，所以，华夏民族的形成，以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在宋召开弭兵大会时为较妥。弭兵之会时，孔子年7 岁。孔子正是生在这个文化灿烂的时期加上自己努力成为圣人的。孔子也正是在他积极学习的时期入周问礼，问礼后，迅速提高。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是符合实际的。
三、史籍记载的弭兵会前后的礼仪文化及其地域
弭兵之会就是提倡礼仪、尊重礼仪的大会。《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名。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残也，财用之蠢，小国之大菑（资、灾害）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盟主矣。’晋人许之，入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故携（脱离）吾民矣！将焉用之？’”晋韩宣子、齐陈文子的论述都是符合道德真理的；若是反对弭兵、破坏弭兵，就
是大逆不道。在宋的弭兵会上，“楚人衷甲”，在外衣里面穿着战斗时的皮甲，对大会造成恐怖气氛，这哪能称上合理呢？对此，晋国的叔向从“信”与“不信”进行了分析。认为“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又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言为了停止战争，召集诸侯，楚国却举兵攻打我们，晋国独守信用，这样在诸侯国间的威信就高了，作用就更大了。楚国的大夫伯州犁并直接用“不信”批评楚国的令尹子木。说：“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结果，楚国没敢动用兵戎，并且深感不如晋国。令尹子木会后回到楚国，在向国君楚康王汇报弭兵会的情况时，说晋国的卿和大夫都很贤良，他们称霸诸侯是应该的。现在又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原来欲对晋国以兵加害的屈建，在弭兵会的过程中深切受了一次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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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语·八佾》第三。
[2]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3]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诸侯国“盟于宋国门之外”。
从弭兵前后说，提倡礼仪、执行礼仪的事例很多。《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赵文子（赵武）主执政事，命令减轻诸侯的贡品而重视礼仪。并且主张永远停止战争，准备恭敬地“向屈建行礼，道之以文辞”，劝说楚国的令尹屈建弭兵息战。这段记载说明赵武处理诸侯间的事务，全是从礼仪出发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的上卿子展死，子皮为上卿，郑国发生饥荒，子皮以子展的遗命将粮食赠送给国内的人们，“户一钟”，所以得到郑国人民的拥护。宋国也发生了饥荒，宋国的大夫司城子罕请求宋平公，将国家的粮食借给人民，让大夫也都出借粮食。司城子罕借出的粮食不写契约，又替缺少粮食的大夫借给百姓，宋国没有挨饿的人。晋国的叔向听说郑国的子皮、宋国的司城子罕这样做，认为是符合礼仪的德政。对司城子罕评价更高，说他的宗族将始终受到宋国人民的拥护。同年，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各国。到达郑国，“见子产，如旧相识。谓子产曰：‘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春秋后期，明哲之士都是非常重视礼仪的。尤其晋楚鄢陵之战，在激战的战场，晋将“郤至三遇楚子（王）之卒，见楚子必下（车），免胄（头盔）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回赠他一把弓。在战场上仍然讲究礼仪。
春秋时期由于公田制崩溃，田地私有制兴起，经济得到发展，文化也相继发展，到弭兵会前后达到灿烂多彩的程度。诗歌方面非常明显，《左传》记载有很多士大夫赋诗言志。弭兵会后，赵孟归晋过郑，郑大夫子展赋《草虫》，伯友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鲁襄公从楚国回归鲁国，走到方城，听说国内镇守卞的军队叛变，便不想回国。跟随他的荣成伯赋《式微》，劝他回国。楚公子围为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楚薳罢如晋莅盟，晋侯享，将出，赋《既醉》。齐国子入晋，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左传·昭公元年》，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同入郑，郑伯兼享之。赵孟赋《瓠叶》，穆叔赋《鹊巢》。赵孟又赋《采蘩》，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孟赋《棠棣》。在一次宴会上，赋诗如此之多，是以赋诗的形式进行会话了。
士大夫赋诗言志之风勃起，民歌也处处呈华。在《国风》中有《周南》11 篇，《召南》14 篇，《邺》19 篇，《鄘》10 篇，《卫》10 篇，《王》10 篇，《郑》21 篇，《齐》11 篇，《魏》7 篇，《唐》12 篇，《秦》10 篇，《陈》10 篇，《桧》4 篇，《曹》4 篇，《豳》7 篇，共160 篇，是后来由孔子搜集择优编入《诗经》的。
在文学方面，早在春秋前期，已经有了内容翔实、语言婉转、措辞恰当、情节动人的文章。《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国大夫子家《告晋赵宣子书》，就描写出了小国在大国威胁下的委屈形象。但又根据事实说理，柔中有刚，乞怜而又坚强地说：“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鲦，唯执事命之。”把小国比作在猎人追逐下的鹿一样，多么形象。
春秋中后期，文章撰写，诸侯国间的会谈发言稿，都是经过反复修改、审查，并且修饰、润色然后定稿的。《论语·宪问篇》：“子曰：‘为命，裨谌（郑国大夫）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为命”，杨伯峻译作外交辞令。说郑国的外交辞令，都是裨谌拟稿，世叔审查提出意见，外交官员子羽修饰，子产在文词上加工润色，然后方才在诸侯国间发表，
应对宾客。一份外交辞令竟如此反复修改加工，一篇文学作品可想而知，更是反复加工，直至完美方止。
哲理方面亦在多方面提出精确的论断。事物的两面性已经为人确认。《左传·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庆氏亡，“与晏子邶殿（齐别都），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对曰：‘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欲足，亡无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并说：‘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福）也。’”
晏子所谈的是事物具有两面性，亦即矛盾对立如何统一的问题，他的答复是要去掉“贪”字，公正处理。不然，就要得而复失。
再，提出事物不是静止的，而是时刻变化的，并且由量变到质变。《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答赵简子：“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这段论断，以物喻人，说明任何事物都在时刻不停地变化着。国家政权不是长久一个样，君臣的位置也随时在更换，就是夏、商、周三代的贵族，现在也都成为庶民了。
在哲理尚有众多方面，表现人间的伦理亦在形成。《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襄公与北宫文子谈礼仪。卫襄公问：“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威”即严肃。对自己应作的事，慎重其事。“仪”，合礼的显现，可作他人的法则。北宫文子接着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即皆应该严肃地慎重其事地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举《周诗》道：“朋友攸慑，慑以威仪。”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应该以礼仪为重，慎重其事。
上面所言君臣、父子、兄弟、内外、大小、朋友等，后来被儒家总结为五伦。这里把五伦间的伦理已经指定出来了。
华夏虽然是民族，不是国家，但从阅读的文章看，多主张华夏族应该具有秦及西汉早中期的地域。弭兵之会时期，华夏族的地域，四周各至何处呢？春秋前期，自称“我蛮夷也”的楚国，至公元前560 年（鲁襄公十三年）时，“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子囊曰：“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不但楚国成了华夏民族，并且向南已经扩展到南海了。北方，西周时期的燕，实在狄人之中。弭兵之会，燕与白狄均未参加。但是，襄公二十八年，北燕伯、白狄却与诸侯“朝于晋，宋之盟故也”。按照在宋召开的弭兵之会规定的“晋、楚之从交相见”，北燕与白狄朝晋，说明从豫北至燕的狄人，亦皆以华夏民族自居了。东方的徐夷淮夷，已分别纳入吴、楚区域。而吴、越又为中原文化所统化。巫臣为晋国交好吴国，教吴国乘车作战、射箭等中原战术，生产、文化也伴随传至吴国。越国也有范蠡、文种自楚来越，因此，吴、越均发展很快。吴国的季札聘鲁，闻《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各国之乐，都一一赞美，并且正确分析。聘齐、适卫、入晋，对各国的国情都了若指掌。说明吴、越地区的文化已经高度发展，具备华夏民族的条件。但有的学者认为直到战国初期，位于渭水流域的秦国尚处在“夷翟”状态。因为秦国“辟在雍州”，数易君，“不与中国诸侯会盟”，故以“夷翟遇之”[1]。但应该看到从西周及秦国建立以来500 余年的文化积存。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聘鲁，杜预注：秦自秦仲已“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秦仲时就已采用华夏的礼仪与语言了。在文字方面也采用周宣王时制作的大篆，至春秋早中期改为石鼓文。尤其诗歌，被搜入《诗经》的有《秦风》《豳风》，共17 篇之多，这完全可以说明文化是昌盛的。再五行学亦在秦国兴起。《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在名和的医生诊断以后，分析病理时，阐述了“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杜预注：五味为：金味辛，木味酸，水味咸，火味苦，土味甘；五色为：辛色白，酸色青，咸色黑，苦色赤，甘色黄；五声为：白声商，青声角，黑声羽，赤声徵，黄声宫。这五味、五色、五声都是根据金、木、水、火、土而来的。金、木、水、火、土称五行，是古代研究“五行相生相克”矛盾对立与统一关系的辩证法则。这时为公元前541 年，在弭兵之会后5 年。从以上秦地的文化形态，怎能因短暂的国乱未参加诸侯会盟，即将其排斥在华夏地域之外呢？上文已言，有很多文章主张中原文化西来说，若对秦戎狄视之，对旧有的文化积存明显是不客观的。
根据上述的地域，南至南海，北至燕山，东至大海，西至陕甘交界，其地域已相当秦统一六国后的疆域，比西汉初期的疆域还要大。弭兵会议前后，在这样辽阔的地域内，具有高尚的礼仪、灿烂的文化，是应该称其华夏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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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第五《秦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