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国史考
江国，嬴姓，子爵，其都邑即汉代之安阳城。《后汉书·郡国志》：“安阳，侯国，有江亭。故国，嬴姓。”应劭曰：“安阳，故江国，今江亭是。”[1]安阳为西汉置县，汉文帝八年，封淮南厉王的儿子刘勃于此为侯国。江国城与安阳城的位置在今正阳县城南36公里淮河北岸的涂店集。《水经注·淮水》：“淮水又东经安阳故城南，江国也，嬴姓矣。”《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正阳》：“江城在县东南，春秋时江国也。”正阳东临淮河，这里大林乡的涂店集北有故城遗址。遗址分东西两部，城垣皆已不存。出土有彩陶、夹砂红陶及春秋时期的陶罐、陶钵、陶豆等残器及汉代子母砖、灰色板瓦。遗址西北部地面隆起，曾挖出房基，1967年出土铜印一方，兽纽，文为“别部司马”，并出土有铜马饰。这处隆起地，《正阳县志·古迹》载作“凤凰台”，群众呼为烽火台。“凤凰台”与烽火台谐音，根据地形，当以烽火台为妥。结合出土文物验证，可知春秋时期的江国城主要在西部，汉代置安阳县，城区又略东移。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氐、秦氏。”[2]其中的“江氏”即江国。嬴姓为伯益后。伯益辅助“舜调训鸟兽”，发展畜牧家禽有功，受到舜的奖励，“赐姓嬴氏”[3]。伯益并且有功于禹。禹治服洪水，百姓安定，诸侯受封建国，于是“中国赐土姓”[4]。伯益的后代嬴姓国受封，亦应在这时。因此，江国建立，当在虞舜、夏禹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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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汝南郡》注（二十）。
[2] 《史记》卷五《秦本纪》。
[3] 《史记》卷五《秦本纪》。
[4] 《史记》卷二《夏本纪》。
《说文解字》：“江，从水，工声。”本读“工”。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孙叔父壶，铭文有“邛”，容庚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认为：“邛，即江国。”江，古文也作。“ ”由江邑组成，取江国城邑义。其古文可见1978 年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铜鬲上的铭文。[1]
江国以江为名，应与地理形势有关。《释名·释水》：“江，公也。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公共”即涵纳诸水之义。江国故城位于淮河北岸，淮河为江、淮、河、汉四大水之一。其北为上慎陂、下慎陂、燋陂、南陂、北陂、鲖陂、窖陂、土坡、壁陂、太陂。诸陂“皆与鸿隙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结鸿陂”[2]。这片川陂汇集的地方，与江的涵义相符。因此说，这里在江国建立以前名江地，江国建国因地名江国。
江国故城的所在处岗陵隆起。上古时期，这处岗陵应因江地岗陵名江陵。故《世本》曰：江，“系伯益之后，封于江陵”。
在淮河流域建国的嬴姓国尚有淮夷，江、黄、弦、徐、锺离皆属淮夷范畴。淮夷在商代为强大部族，常对商作战，江并直接与商发生过冲突。卜辞有“贞，勿伐邛，帝不戎其受又”[3]。西周时期，淮夷一度对洛邑造成威胁。青铜器录卣云：“ 淮夷敢伐内国，女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叶。”[4] 叶，今叶县，为洛邑门户。西周为了防御淮夷入侵，曾派大军在叶驻守。江国位于淮河上游，又属淮夷体系，淮夷西上，江国为主要进军孔道，定会派兵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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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经注》卷三十《淮水》。
[3] 《殷虚书契前编》六、五八。
[4] 《积微居金文说》卷五。
[5] 《左传·庄公十四年》。
春秋时期，江国比较强大，与齐、晋、秦等大国关系密切。江国故城北正阳县城一带的慎国，春秋时期已无其名，应是为江所并。江国还是楚国的强硬对手，一度对楚国形成威胁，楚国也曾采取措施对江国进行拉拢。周釐王二年（前680），楚文王袭取息国，“以息妫归”[5]，在息置县。但是，息的西面为江，[1] 《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 年第2 期。另可参见《金文人名汇编》，《文物》1981 年第2 期。东南为弦、黄，皆嬴姓国，对息形成弧形包围。楚文王只得采取怀柔政策，嫁女与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楚·邛南和钟》有“楚王媵邛仲嬭”，并引《考古图》云：“盖楚文送女也。”“邛”即“江”。江、黄等国在一定时间上与楚和睦相处，但是，不久便向北方强大的齐国靠拢，与中原诸侯谋楚。这样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春秋左传》有以下记载：
僖公二年，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
僖公三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
僖公四年，春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
曹伯侵蔡。蔡溃，遂代楚，次于陉。夏，许男新臣卒。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对以上记载，有些历史事实需要说明。
僖公二年的“盟于贯”，为周惠王十九年（前658）事。“贯”，今山东曹县。杜预注：“江、黄，楚之与国也，始来服齐，故为合诸侯也。”即江、黄原是楚国的盟国，现在脱离楚国，向齐国靠拢。对僖公三年秋，齐桓公与江、黄会于阳谷（今山东阳谷县北古城），左丘明曰：“谋伐楚也。”这次策划伐楚，发起者明显是江、黄二国。原来作为楚国盟国的江、黄，必然充分透露楚国的内部情况，极言楚之可伐。根据情况，齐桓公与诸侯详细研究，决定伐楚。伐楚的计划是以讨伐蔡国为名，乘楚不备，袭击楚国。所以第二年（周惠王二十一年，鲁僖公四年，前656）正月，“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但是，联军仅仅“次于陉”[1]。时间经过半年，最后以楚国与以齐桓公为首的中原诸侯和谈而告终，即“召陵之盟”。在这次伐楚战争中，《春秋左传》未记载江、黄二国参加。但是，在这由春到夏的半年时间中，对这场伐楚战争，江、黄是否会袖手旁观呢？《左传》有“僖公四年秋，（齐）及江人、黄人伐陈”，从此可以说明问题。齐及江、黄伐陈是在召陵之盟后，因为陈大夫辕涛涂欺骗齐桓公，让其退兵时向东沿海而归。齐侯怒，因与江人、黄人伐之。召陵之盟与伐陈是两个时间紧密相连的事件，江、黄既然参加伐陈，焉有不参加伐楚之理。因此说这次伐楚战争江、黄不但是倡导者，而且是积极参加者。《春秋》所以未记载，是因当诸侯由北南下“侵蔡”时，江、黄位于淮南未参加，江、黄参加应在“蔡溃”后诸侯伐楚之时，《春秋》省笔，未加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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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传·僖公四年》。
江、黄本属淮夷范畴，其所以要脱离所谓荆蛮楚人的统治，向以齐桓公为首的中原诸侯靠拢，是由于在与中原诸侯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已经为中原文化所同化，思想意识与中原人民融为一体。尤其互相通婚，导致血统混合，使种族界限逐渐消除。因此，在文献记载中常见中原诸侯与淮河流域的江、黄、弦、道等国友好亲善，互相支持。这样，自认为是诸夏之一的江、黄，当然不甘受“荆蛮”异族的控制。春秋时期，大国对控制下的小国勒索严重，应当说也是原因之一。
淮河上游的江、黄等国，并非分散的力量薄弱的诸多小国，而是一个互相联合的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抗楚集团。《春秋左传·僖公五年》：“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这个集团的组合方式主要是通过婚姻关系。道，在今驻马店市东南20 里的古城，柏，在今西平县师灵镇西。之外，位于今固始县的蓼、淮滨县的蒋均应参加这一抗楚集团。从“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可见这个集团具有比较强大的战斗力，在抗楚方面远比早在周庄王十三年（前684）屈服于楚的蔡，周惠王二十年（前657）“欲成”[1] 于楚的郑坚强得多。这个集团的首领是江，因为在“三传”与《史记》的记载中，均把江放在第一位。如“江、黄、道、柏”。出席中原诸侯会盟虽把江、黄并列，但从抗楚战争实际观察，江的战斗力远比黄、弦雄厚得多。周惠王二十二年（前655），楚攻弦，齐国鞭长莫及，弦为楚所灭。周襄王四年（前648），楚又灭黄。但是楚军并未能攻下抗楚为首的江，周襄王九年（前643），齐桓公卒，齐国霸权衰落。楚国趁机北上，会盟中原诸侯，并败宋于泓（河南省柘城县北），势力蓬勃发展。但江仍未向楚屈服，他团结淮河中游的蓼、六等国，并与晋、秦联盟，继续抗楚。周襄王二十八年（前624），“楚师围江”。晋国报告东周王室，周襄王使王叔桓公与晋大夫阳处父“伐楚以救江”[2]，楚师解围。第二年，楚国再次出兵，“灭江”[3]。据《左传·襄公十三年》，“用大师焉曰‘灭’”，可见楚国动用了很大兵力才把江国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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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传·僖公三年》。
[2] 《左传·文公三年》。
[3] 《左传·文公四年》。
江国灭亡后于弦、黄25 年。在这25 年中，江国是抵制楚国向淮河中下游发展的主要力量。由于争霸中原时，江国严重地威胁着楚国的后方，因此，中原诸侯对江大力支持，晋国并借周天子的名义进行援助。江国灭亡后，楚国沿淮东下的通道被打开了。第二年，“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冬，楚子燮灭蓼”。[1]六，今安徽六安；蓼，今河南固始县。楚的版图一下扩展到大别山东麓。
江国灭亡，秦穆公身着白衣，移居偏室，撤去酒食，停止歌舞，沉痛地说：“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2] 说明江国在中原诸侯国中具有良好的影响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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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左传·文公五年》。
[2] 《春秋左传·文公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