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考

洪汝河流域诸国历史与文化
马世之

    洪汝河是淮河的主要支流之一。洪河古称澺水，发源于河南省舞钢市区南部龙头山。上源有滚河、淃河两支，流经西平、遂平、上蔡、汝南、平舆，至新蔡县城东南的班台村附近与汝河相汇，至豫、皖边境的洪河口入淮河。洪河全长312.2公里。河南境内长266.36公里，有大小支流477条，主要为汝河、杨岗河、荆河、茅河等。全流域面积12380平方公里，河南境内流域面积4352平方公里。汝河为洪河支流，古名汝水，因古代河道两岸沙滩如堤，取“如”之意，命名汝水。发源于河南省泌阳县五峰山，流经遂平、汝南、平舆、正阳，在新蔡县班台注入洪河。河口流长223.45公里，流域面积7389平方公里，支流有臻头河等。因在河南中部偏西的古汝水称北汝河，故而汝河又称南汝河。洪河在班台与汝河相汇后，称大洪河，也称洪汝河。洪汝河流经豫东南一带的淮北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号称天下之中，迄今汝南县城北天中山上，仍竖立着“天中山碑”。东周时期，这里冶铸业十分发达，“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今两平县酒店遗址，即著名的棠溪剑之产地。当年孔子刷游列国，曾在上蔡等地进行考察，留下他的足迹。洪汝河流域的古国，主要有柏、房、道、江、蔡、挚、沈等。

柏

    柏是周代赢姓国，《潜夫论·志氏姓》赢姓之属有“白”氏，秦嘉谟《世本辑补》认为“本作白，据左氏传校作柏”，将柏列入赢姓国。史称柏人为柏皇氏后裔。柏皇氏是华夏族传统中一个极其古老的氏族部落，这个氏族部落可能是以柏树为图腾的。何光岳《柏国的来源和迁徙》指出：
    柏树为温带和亚热带树种，广泛分布于南岭以北和阴山、燕山以南地带，是我国固有的树种。所以被称为柏树，即因其材质优良，用途很广，为木中之首。犹人中之伯和部落、诸侯之伯主那样，故称为柏。或固柏皇氏居于巨柏之下，这株巨柏被柏人尊为柏中之皇，神树之祖故而得名。皇柏乃柏皇之倒装语。
    柏是西周初年所封之国。《左传·僖公五年》杜预注云：“柏，国名，汝南西平县有柏亭。”《汝书·地理志》汝南郡西平县，注引应劭曰：“故柏子国也，今柏亭是。”《水经·潕水注》云：“[潕水]又东过西平县北。县，故柏国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路史·国名纪六》载：“柏皇后，黄帝臣柏高，春秋之柏子国。楚灭之，今蔡[州]之西平有柏亭。”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谓：“柏国，在西平县西，有柏亭。”各家一致认为柏国在今河南省西平县境，对此史无异辞。柏亭位于西平县城西门外0.5公里处，后世玄武庙所在即其旧址。据民国《西平县志·舆地志》载：“西平县为柏皇氏遗族徙居地，在《禹贡》，为豫州大陆之域，春秋时为柏子国。”柏国的地域，在今西平县与舞钢市一带。
    根据考古资料，柏国故城并不在柏亭，即今西平县柏城镇，而是在舞钢市尹集乡北谢古洞南侧。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北长2000米，东西宽1000米。地面上保留有断续的城垣遗迹，残高1米左右。城内发掘出春秋时代墓葬，出有铜鼎等遗物。
    春秋时期，柏国仅见于《左传·僖公五年》：“楚斗谷于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柏与江、黄、道、弦诸邻近小国联姻，又同齐国结盟，旨在防备楚国的侵略。楚国看到齐国远在山东，鞭长莫及，乘淮汝诸国放松警惕之机，出其不意，各个击破，先后将其并入楚之版图，扫清了北上中原的障碍。《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城陈、蔡、不羹，当时陈、蔡初次被灭，东西不羹均为楚有，不羹与柏邻近，前此与柏同时被楚兼并。约在公元前642～前626年之际，即鲁僖公十八年至鲁文公元年间，被楚成王所灭。
    柏国被灭亡后，其遗民被楚国迁于柏子山，在今湖北省麻城县东北15公里。柏子山与山下之举水合称柏举。《淮南子·诠言》云：“楚胜乎诸夏，而败乎柏举。”《战国策·楚策》说：“昔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柏举为吴、楚大战的战场，其得名同柏人迁居于此有关。

房

    房，商周祁姓国。《世本·氏姓篇》云：“房，祁姓之国也。”唐尧之世，其子丹朱即已建立了丹国。《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曰：“《帝王世纪》云：‘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丹水故为县’。”另据《国语·楚语》载：“尧有丹朱。”韦昭注：“朱，尧子，封于丹。”《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太平御览》卷七十引《尚书逸篇》云：“尧之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号曰丹朱。”丹水与丹渊，即今之丹江。朱死以后，葬于丹水之滨。《明嘉靖南刚府志》说：“丹朱冢在[内乡]县西北七十里。”由此可知，丹朱最早建国于今河南省境内丹江流域一带。以后丹田被灭，丹朱部族北上，徙国于汝水之滨，即今河南省遂平县，史称“房”或“吴房”。《通志·氏族略》谓：“舜封尧子丹朱于房，今蔡州遂平，故吴房也。以楚后封吴王弟夫概于此，故谓之吴房。”《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吴房县，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本房子国。楚灵王迁房于楚。吴王阖闾弟夫概奔楚，楚封于此，为棠谿氏。以封吴，故曰吴房，今吴房城棠谿亭是。”吴房改名遂平，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吴房城，今县志故房子国。……唐元和十二年(817年)，李愬攻吴房，克其外城而还，，即平吴元济，因改县曰遂平。”《遂平县志》亦称今遂平县城，“即古房子国城也”。房国范围，相当于今遂平县全境，及西平、泌阳、舞钢市的一部分境域。
    房国故城，位于遂平县城关四周，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垣周长3774米。现存西垣残高1～2米，北垣残存约50米，高3～7米。城墙夯层厚9～14厘米。出土有铜镞、布币及陶鼎、豆、罐及石斧、刀镞等，多为春秋遗物。《汝宁府志·艺文志》称：“遂平，古房子国，襟带河山，咽喉粱楚，淮西之胜地也。”历史上的淮西，系指令河南省信阳和驻马店两地区淮河水系的西部，房国故城所在的遂平，北通郑汴，南控宛申，汝河流贯腹地，嵖岈山屏蔽西境，实为淮西咽喉要塞。
    历史上房国与周王室关系甚密。《国语·周语上》载：“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生穆王焉。”今本《竹书纪年》周成王三十三年云：“命世子钊如房逆女，房柏祈归于宗周。”王国维疏曰：“此以为康王，殆涉昭王而误。”以为如房逆女的应为昭王，《竹书》将瑕误记为钊。韦昭注《国语》谓：“房，国名。又《纪年》成王三十三年，命王世子钊如房逆女，房伯祈归于京师。是则康、昭皆娶于房。”如此则周房世代联姻。入春秋以后，房已微弱到不闻于世。《左传·昭公十三年》云：“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房和其他小国被迁于楚内地荆山附近两年之后，重新回到汝水之滨。
    房国何时被灭于楚，文献无征。“分析当时形势，吴师入郢后的春秋末年，原存于楚境的一系列附庸小国由于皆曾背楚附吴，并就近占据部分土地而先后为楚所灭，进入战国以后，除了曾、申等国之外，大多数小国不复存在了。据此可以认为，房国的最终灭亡，应在春秋末年或稍早。”
    房国灭亡后，部分房人南徙至今鄂西房县一带。《元和郡县志》谓：“房山，在[房陵]县西南四十三里。其山西南有石室，似房，因以为名。”其实，房陵、房山并非由于山有石室似房故名，乃是因为房国遗民迁居于此而得名的。

道

    道，周代姬姓国。《通志·氏族略》云：“道，姬姓国，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望出蔡州。”道属小国，微弱不足以自存。《左传·僖公五年》载：“楚斗谷于菟灭弦，弦于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春秋时期，楚国势力不断发展，为了争霸中原，经常对淮汝诸国用兵，进行军事威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道与江、黄、柏、弦联盟和通婚，并依附于强大的齐国，以图抵抗楚国的侵略。
    道国在今确山县境，其地域范围包括今汝南县南部及正阳县西北部一带地区。《汉书·地理志》汝南郡阳安县，应劭曰：“道国也，今道亭是。”王先谦补注说：“道亭，故国，在县南。”《左传·僖公五年》杜预注：“道国在汝南安阳县。”这里的“安阳”可能是“阳安”传抄之误。《后汉书·皇后纪上》注云：“阳安，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县。故道国城是也。”《元和郡县志》谓：“道城，古道国也，在[蔡州朗陵]县东北二十里。”《河南通志》说，道城“在确山县城北二十里”，即春秋时道国城也。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卷三云：“杜预云，道国在汝南安阳县南。按《汉志》：安阳、阳安皆属汝南郡，安阳有江国江亭，阳安有道国道亭，此当作阳安。《元和志》：道城，在确山县东北二十里。”确山在汉代为阳安、安昌、朗陵地。朗陵县两北“三十里”有朗陵山，一名大朗山。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置朗山县。故史籍关于道国地望的记载，虽有阳安、安昌、朗陵、朗山之别，其实均指一地，并无差异。
    西汉时期确山境内诸县治所的地望，朗陵在今任店乡任店村，安昌在今石滚河乡黄湾村，阳安在今古城乡古城村。阳安县城没在道国故城之上。据《魏氏春秋》载：“初平三年分为二县，置阳安县。今确山北古城镇北门外，有古城遗址，周围七百六十步，相传即其旧址。”《确山旧志》云：“道国城，古道子国，在县北二十里。”从考占发现来看，道国故城位于确山县城北10公里的古城村东北，城址平面略呈正方形，边长300米，现存城垣残高3米。地表散存有陶器残片、板瓦，出土有青铜镞等。
    1983年，在确山县竹沟镇西60米处，发现一座春秋早期的道国贵族墓，墓内出土有盘、鬲和匜等青铜器。其中匜为敞口，长流，椭圆形腹，平底蹄足，兽首鋬。通高19厘米，长36厘米。匜内底部所铸铭文云：“嚣伯口夷，白作旅匜，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匜铭“嚣”字为地名，与隞通。《史记·殷本纪·索隐》云：“隞亦作嚣，并音敖字。”《集韵》也说：“隞，地名。通作敖、嚣。”隞，上古、中古均属疑母，霄部，豪韵；嚣，上古、中古均属晓母、霄部、霄韵。从上古音韵讲，二者同部通假，可以通转。《括地志》云：“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教即隞，春秋初期的隞地，应是商代隞地地名的延续，显系铜器流传所致，说明商代至春秋时期，荥阳一带确曾有隞地存在。嚣伯匜的出土，说明道与隞国之间存在着战争、通婚或其他关系。
    道与楚国的关系十分微妙。《左传·昭公十三年》云：“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中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两年后楚平王夺得王位，为稳定局势，封陈、蔡并皆复诸国，被迁的道人又同到故地。
    道国灭亡的时间，于史无考。“综观当时形势，僖公十七年(前643年)齐桓公死后，齐内乱，霸业衰，中原诸侯联盟由此涣散，楚人乘机北侵，声势直达汝颍之演。此时，位于淮、汝间的道、柏或灭或服，应已被纳入楚之势力范围。”约于春秋末年，道被楚国灭亡。

江

    江，商周赢姓国。本“为东夷族鸟夷的一支。江，又作鸿、邛、邳，音鸿。卜辞有‘鸿’的国名，系以鸿鸟为图腾，以后发展成为国号”。江是伯夷的后裔，商时即已立国。《殷虚书契前编》所载卜辞，有“贞：勿伐江，帝不戎其受又”。说明商代末期，江、商之间曾经发生过对抗，因而商王派兵伐江。西周初年，江人重新受封，成为周王朝的诸侯。
    关于江的地域，《春秋·僖公二年》杜预注：“江国，在汝南安阳县。”《后汉书·郡国志》云：“安阳侯国。有江亭，故国，赢姓。”汉于江国故地置安阳侯国，后改为县。《水经·淮水注》载：“淮水又东迳安阳县故城南。江国也，赢姓矣。今其地有江亭。”安阳县至隋始废，唐代属新息县。《括地志》云：“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云古江国也。《地理志》亦云安阳古江国也。”《路史·国名纪二》云：“《晋志》：汝南安阳江亭也。按在信阳之东南，新息之西有安阳故城。”汉安阳故城在今河南正阳县东南大林乡涂店西北，江国故城在涂店东北，二城相距约300米。江国疆域相当于今正阳县西南部和东南部分地区。西临道，北接蔡、沈，东连息，南滨淮水。
    考古发现的江国故城，在正阳县东南的涂店东北角。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500米。南北长350米，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南临淮河，西北距正阳县城36公里，东与息县接壤。城之西南隅，城垣突起，当地群众称之为“烽火台”。城内西北部地势较高，发现夯土建筑基址，可能是宫殿区所在。城址内经常有东周至汉代遗物出土，表明该城的使用时间一直延续到汉代。
    江为小国，春秋时先依附于楚，后来由于齐桓公霸业的威慑，又背楚亲齐。《春秋·僖公二年》载：“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贯在山东曹县南5公里。《左传》称：“盟于贯，服江、黄也。”杜预注：“江、黄，楚之与国也；始来服齐，故为合诸侯也。”次年，江又同诸侯会盟于阳谷，在今山东阳谷县北15公里。《左传·僖公五年》载：“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表明江、黄、道、柏均与齐通好，同时还都和弦联姻，从而结成了一个亲齐集团。这种情况当然为楚所不容，楚穆王即位之初，就对江国用兵。《左传·文公三年》云：“楚师围江。晋先馔伐楚以救江。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楚闻晋师起而江兵解，但这只是暂时的撤兵。次年(公元前623年)，楚人出兵一举灭江。《春秋·文公四年》载：“秋，楚人灭江。”楚灭江国，震动了西方的秦国，秦与江为同姓盟国，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秦穆公为之挂孝、减膳以至寝不安席。《左传·文公四年》载：“楚人灭江，秦伯为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江国的灭亡，使楚在今河南东南部的领土连成一大片，为此后楚的北进东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虽小国，却有比较发达的文化。1953年，河南省郏县城西太仆乡出土一批春秋早期铜器，有鼎、甗、盦、簠、簋、盘、罍、匜、方壶、镞、戈、矛、车马饰等。郏县位于河南中部的汝河北岸，《国语·郑语》所载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中，曾提及“唯谢、郏之间，其冢君侈骄，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训之，是易取也，且可长用也”。春秋初年，郏属郑，因而这组器物可能是郑国贵族大墓出土遗物。其中有一铜鼎，内壁铸铭文云“江小仲母生自作用鬲。”鼎、鬲均属烹饪器类，其名有可道之处。故而有时称“鼎”为“鬲”。此自铭为鬲的铜鼎，为江国贵族字小仲名母生者所作之器。“江国铜器出于郑地，当出于嫁娶和赠馈的原因，于此可见，至迟在春秋初年，淮夷集团的江国即与中原新兴的姬姓郑国有了一定的联系。”
    1978年5月，淅川下寺1号楚墓出土一件铜鬲，其铭为：“江叔需作其蹲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亦应为春秋早期的江器。江叔鬲铭中的“江”字写作“邳”，证明“江”与“邳”古通。
    同江国有关的铜器，见诸著录的有《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所收的“楚王钟”，其铭为：“唯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江中烁南觫钟，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三代吉金文存》收有“曾侯篮”，其铭为：“曾侯作叔姬、江芈媵器奨彝。”此二器的“江”字均写作“邛”，古代江、邛、邳通用。从器铭获知，江与郑、曾、楚联姻．关系一度十分亲密。
    楚灭江后，将部分江人迁至郢都一带，即湖北荆州。《世本·氏姓篇》载：“江氏，颛项、伯益之后，封于江陵，为楚所灭，以国为氏。”江陵为秦县，或因江人被迁至此而得名。

蔡

    蔡，周代姬姓国。武王灭纣后，封其弟—— 文王第五子叔度于蔡。蔡叔度因与管叔鲜挟武庚作乱被迁而死。成王改封其子胡于蔡，是为蔡仲。《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于，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蔡是周王朝的同姓国，与下室关系密切，地处汝水中游，起着“南捍荆蛮，而北为中原之蔽”的作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春秋以降，大国争霸，王室衰微，列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蔡曾多次出兵，同鲁、宋、陈等国联盟伐郑，说明春秋初年，蔡国仍具有一定的实力和独立性。
    在此同时，南方的楚国蓬勃兴起，楚武王之世，曾经三次讨伐随国，一度打败邓、陨与绞国，吞灭了权、罗与卢戎，威震江汉，觊觎北方，使得中原诸侯十分畏惧。《左传·桓公二年》载：“蔡侯、郑柏会于邓，始惧楚也。”邓城在今河南省偃城县东南15公里的邓襄乡。20余年之后，楚国利用蔡息之间的矛盾，出兵伐蔡，俘虏了蔡哀侯。《史记·管蔡世家》云：“[蔡]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陈，息侯亦娶陈。息夫人将归，过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请楚文王：‘来伐我，我求救于蔡，蔡必来，楚因击之，可以有功。’楚文王从之，虏蔡哀侯以归。”从此，蔡国势力日益削弱，逐渐被纳入楚的势力范围。
    在中原列国中，以蔡服楚最早。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说，蔡在“春秋时，服楚最早，从楚最坚，受楚之祸最深，而其为楚之祸亦最烈。如以楚为可恃，故甘心服从，逮不堪命而反噬，则楚亦几亡。”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时楚始终以蔡为门户论》云：“楚在春秋北向以争中夏，首灭吕、灭申、灭息，其未灭而服属于楚者曰蔡。………蔡自中叶以后，于楚无役不从，如虎之有伥。而中国欲攘楚，必先有事于蔡。盖蔡居淮汝之间，在楚之北，为楚屏。”由此可见蔡与楚国关系之密切程度。但是楚国为了北上东进，占据淮河中游地带，不惜寻找各种借口，动用武力，于公元前531年和公元前447年，两度兴兵灭蔡。《左传·昭公十一年》曰：“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大子于冈山。”《史记·管蔡世家》载：“[蔡灵侯]十二年，楚灵王以灵侯弑其父，诱蔡灵候于申，伏甲饮之，醉而杀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围蔡。十一月，灭蔡，使弃疾为蔡公。楚灭蔡三岁，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庐，立之，是为平侯。”这次蔡灭而复兴，同楚平王初立，为了稳定局势，争取中原诸侯承认有关。
    蔡昭侯在位期间，蔡与吴一道伐楚，攻人郢都。从此结怨于楚，在楚国的逼迫下，迁都州来，至蔡侯齐时终为楚灭。《史记·管蔡世家》载：“侯齐四年，楚惠王灭蔡，蔡侯齐亡，蔡遂绝祀。”时当公元前447年。
    蔡在历史上曾数次徙都：自西周初年受封建都上蔡，迄公元前531年(蔡是侯十二年)为楚所灭，长达500余年。楚灭蔡三年，蔡平侯复国，迁都于吕亭，改称新蔡。公元前493年(蔡昭侯二十六年)再迁州来，称为下蔡，在今安徽省寿县、凤台淮南和淮北之地。上述三都以上蔡故城保存最为完整，而贵族墓葬却以州来地区发现最多。
    上蔡故城坐落在上蔡县城关一带的芦岗东坡，附近汝、洪二水萦绕，形成了黄陵陂和蔡塘。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南、西、北城垣的长度，分别为2490米、2700米、3187米、2113米．周长10490米。城墙残高4～11米，宽15～25米，夯层厚8～14厘米，夯窝径2～3厘米。城角略呈圆弧形，西南城角稍向外突出。城外自护城河，迄今所见城壕遗迹，宽70～103米，深5～10米。现存城墙缺口甚多，可以判定为城门的有4处，南城墙3处，西城墙1处。城门附近城墙厚度明显加宽，其内侧呈U字形的深龛，应是“门卫房”一类的建筑设施，为守卫城门的十兵或看管城门“监者”的住所。城墙中下部夯土层中，包含有仰韶、龙山、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陶片；上部夯土层里，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和陶片。据此推测，该城可能始筑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年间进行过加固和修复。
    宫殿区位于故城内西南部王庄村南的二郎台，二郎台是一处面积120万平方米的高地，高出现今地面6～7米。《上蔡县志·地理志》载，相处传王村是蔡侯朝庙宫殿之所在。二郎台上曾发现很多古井及陶制排水管道，还有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残片，说明当年台上有庞大的建筑群组。高台四周以沟渠环绕作为保卫宫室的防御设施。
    关于贵族墓葬区，据《重修上蔡县志》载：“周蔡侯墓有二，一在县东北一里许·一在县西郭外。”故城内西南隅的翟村一带，曾经出土过春秋时代的鼎、壶、剑、戈、车马饰等制器。另外，故城西北有9个古冢，群众传说为蔡侯墓。这些都为进一步寻找蔡国贵族墓葬区提供了线索。
    手工业作坊区分布于故城内外。制骨作坊在宫殿区东北，这里出土有针、锥、簪、镰等骨器及骨料和骨制半成品。故城内南部发现一座完整的窑址，口径90厘米，底径65厘米，残高70厘米，窑内堆满红烧土和春秋时期的陶片，可能是制陶作坊所在地。城内还发现铸铜作坊遗址两处：一处在宫殿区北，面积约2万平方米，已发现炼炉3个；另一处在故城东南部，这里有炼炉、铜渣出土。
    关于上蔡故城的地望，清嘉庆《汝宁府志·城池》云：“上蔡县城即周初蔡国旧址。”这些记载同考古发现基本一致。楚灭蔡后，一度对蔡城进行了增筑加固，蔡与陈、东西二不羹等城并称“四国”，成为楚师北伐中原的军事重镇。
    蔡迁州来之前的墓葬和器物发现不多。1966年4月，潢川县西北10公里的高稻场，发现两座春秋晚期的木椁墓，墓中出土13件春秋晚期青铜器，有鼎、敦、篮、匜、盘、缶、舟等。其中2号墓出土的铜簠铭为：“蔡公子义工武作卧簠。”这批铜器的器形与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器物相同，铭文字体也颇类似。蔡于公元前493年(蔡昭侯二十六年)迁都州来，这批铜器应铸于东迁之前，亦即都新蔡之时。另外，河南固始万营山2号墓出土一批春秋晚期青铜器，主要有鼎、缶、盘、匜、篮、敦、舟等，簠盖内铸有“蔡季风”三字，器形与高稻场铜器类似，亦应为蔡器。
    1955年湖北宜城安乐坨出土一件蔡侯朱之缶，器物形制与安徽寿县蔡侯墓盥缶相似。蔡侯朱系平侯之子，于公元前521年奔楚。《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云：“蔡侯朱出奔楚。费无极取货于东国，而谓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将立东国。若不先从王欲，楚必围蔡。’蔡人惧，出朱而立东国。”东国即蔡悼侯，朱奔楚后，蔡立东国为悼侯。蔡侯朱缶应是奔楚的遗留。
    蔡迁州来以后的文物出土较多。1955年在安徽寿县西门内发现一座土坑竖穴墓，南北长8.45米，东西宽7.10米，深3.35米。出土遗物580余件，其中铜器486件，有鼎、鬲、簋、簠、笾豆、尊、盉、鉴、盘、甬钟、编镩、编钟以及兵器、车器等。铜器中有铭文的50余件：带盖大鼎自铭为“□”，平底无盖鼎自铭为“□”。铭文最完整和最长的有蔡侯编钟(一组9件)、蔡侯编镈(一组8件)、蔡候盘、蔡侯尊、吴王光鉴。器铭中屡见“蔡侯□”之名，□即“申”字，此墓应为蔡昭侯申之墓。
    1958～1959年，在安徽省淮南市蔡家岗发掘了两座蔡墓。墓在淮谢饭店旁的公路南北侧的赵家孤堆，南孤堆为1号基，南北长5.05米，东西宽4.26米，残存遗物仅21件，有铜矛、镦、削、铃和玉璧等。北孤堆为2号墓，南北长5米，东西宽4.13米，出土遗物91件，有铜剑、殳、戈、镞、矍和车马器等。除蔡器外，还出土有吴王夫差戈、吴太子剑、越王者旨于赐戈等吴越兵器。两座墓都有较大的坟丘。相距约200米，规模基本相同，均为竖穴土坑墓，斜坡形墓道在墓坑北端，长短宽窄也几乎相等，方向也一致。2号墓出土错金铭文“蔡侯产”剑3把，故将此墓定为蔡声侯墓。1号墓的墓主可能是蔡元侯。蔡迁州来后，历五侯而亡于楚，除昭侯、声侯外，齐侯是声侯之孙，系灭于楚的亡国之君，在位时间短，政绩不显著，墓的规格不能同其祖相比。余下的只有成侯和元侯，根据古代“父昭子穆”的葬制，在北曰昭，在南曰穆。“这两座墓相距仅200米，依山为陵，一北一南，北靠八公山为上为尊。因此，这两座墓应是上下、父子关系。北孤堆(2号墓)即是蔡声侯墓，而南孤堆(1号墓)当是其子之墓，即蔡元侯墓”。
    1982年，在安徽舒城县九里墩发掘一座春秋蔡墓。该墓为土坑竖穴墓，长8.6米，宽4.44米，有棺有椁，虽经两次被盗，仍出土文物140余件，有青铜礼器、兵器、乐器以及数量众多的车马器和玉石装饰品。其中一件戈、矛分体联装的青铜戟上，铸铭文6字：“蔡侯逆之用戟。”释者认为逆即蔡迁州来后的第一代国君——蔡成候朔。根据墓室结构、器物组合等多方面考证，九里墩春秋墓可能是蔡成侯之墓。
    蔡迁州来后，历昭、成、声、元和侯齐五世而亡，除侯齐外，其余四君的墓均被发现。
    关于蔡国终灭绝祀的时间，大都认为在战国初年。但据《荀子》、《战国策》等文献记载，楚灭陈、蔡后，再次使其复国，社稷虽存，却被迫迁往楚国西境，约在今湖北保康以东、南漳以北、襄阳西南的群山之中，蔡都也因此以高蔡为名，蔡之灭当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343年左右。“楚惠王之后陈、蔡社稷复存，只是由于陈、蔡被迁于楚之西境丛山之中，少与中原交往，难为他国所知，以致其事迹末能更多、更明确地记录下来”。

挚

    挚，商国任姓国，在今河南省平舆县境。尚景熙《河南地名漫录》云：“商朝后期·奚仲的后代，迁居到河南的淮北平原，用少皞的名字‘挚’做国号，建立了挚国。……由于这里为挚国故土，有奚仲造车的故事，所以称‘舆’。又由于这里地势平坦，以‘平’字冠名，称平舆。”《世本·氏姓篇》载：“挚氏，祖己七世孙曰成，徙国于挚，更号挚国，后有挚氏。”《路史·国名纪一》也说：“挚，祖己七世孙。成封周文土母太任国，今蔡之平舆有挚亭。”挚为周文王的母亲太任之国，《诗·大雅·大明》对此有详细的记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是说挚国次女太任，从殷商附近来嫁给周人王季为妇，怀孕生下周文王。挚人建国于商，约在西周初期，受到周成王的加封，再次明确了它的重要地位。挚国故城后称“挚亭”，在今平舆县古槐镇西塔寺街附近，南靠小清河，北临净衣塘。净衣塘汉称舆渊，唐称舆泉，终年不涸，水清如镜，相传为太任洗衣处，挚国北与沈国为邻，后为沈国所灭。

沈

    沈，周代姬姓国。位列子爵，又称“沈子国”。《世本·氏姓篇》云：“沈，姬姓。”《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平舆。”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沈子国，今沈亭是也。”《新斛注地理志集释》云：“平舆在今汝宁府城东北汝水之南。……应邵曰：‘故沈子国，今沈亭。’《郡国志》云：‘姬姓。’《史记·管蔡世家》：‘武土封弟季载于冉。’《春秋传》作‘□’，《唐书·宰相世系表》、《广韵》并云：‘文土第十子聃季食采于沈，即汝南平舆沈亭。’字亦为□。按古聃字从冉，耽字从冘，聃、耽同字，沈宁亦从冘，故亦得与□字通也，是沈即季载之国矣。”这是传统的看法。唐兰据沈子也簋铭“令乃鴅沈子作裸于周公宗”的记载，指出：
    《广韵》、《邵思姓解》、《唐书·宰相世系表》等并说：“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于沈。”实际是六朝谱系学家误以为聃、耽同字而加以附会的。聃季的聃，从冉，应读如南，与沈非一字。……现在见到这件铜嚣，才知道沈国是周公之后。但在《左传》里，周公之后，除了鲁以外，受封的只有凡、蒋、邢、茅、胙、祭六国，沈国可能是凡国分封出去的。此说可从。沈国地域，在今平舆、沈丘一带。《水经·汝水注》载：“汝水又东南，左会澺水。……又东迳平舆县故城南，为澺水县，旧沈国也，有沈亭。”沈约《宋书·自序》云：“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元和郡县志》卷九《蔡州·汝阳县》条载：“平舆故城，汉县也。古沈子国，在县东北六十里。”《太平寰宇记》云：“平舆故城在今汝阳县汝水南。”《寰宁通志》说：“平舆故城在今汝宁府东，汝水南，春秋沈子国也。”古澺水即今洪河，汝阳即今汝南县。沈国故城位于古汝阳县东北，今平舆县境内的洪河流域。
    沈城遗址在今平舆县城北20公里的射桥乡古城村，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1350米，总面积2.1平方公里。城垣夯上残迹尚存，最高处为西南城角，高出地面1.80米。东、西、南城门遗址尚可辨认。该城址东濒茅水，南距古澺水(洪河)约4公里。《重修汝南县志》载有陈联璧诗云：“沈国遗迹激水西，杏花历乱乌空啼。”指出沈故城在激水之滨。激水即今茅水。
    关于沈国故城的地望，除平舆外，过去存在多种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种说法：一曰临泉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沈，国名。……其地在安徽省阜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之沈丘集，西北距河南省沈丘旧县治三十里，今沈丘县则已移于旧治北之槐店。”沈丘集在今安徽省临泉县。《中国名胜辞典》也说：“沈国故城遗址在今安徽省临泉县城西侧。”陈伟《楚东国考》亦云：“唐宋沈丘县治在当时颍州(今阜阳市)西北120余里，约在今临泉县境。”二曰沈丘说。尚景熙《河南地名漫录》云：“沈丘县是以周朝的沈国为名的。……春秋后期，沈国从今平舆境迁来，县境南的老城，一说即为沈国故都。”上述两说均有可商之处。张耀征《春秋沈国故城位置考辨》一文指出：
    安徽省临泉县境的所谓春秋沈国故城，实为春秋楚国寝丘，地近胡国。东汉名为“固始”。隋代于弋阳郡蓼(城)置固始，该故城废。时陆路交通工具不便，漕运发达，继于颖水之滨的军事重镇丘头(武丘)置沈州及沈丘县，原固始县的主要区域分别改属颖州的汝阴县和沈丘县。寝丘故城改属汝阴县所辖。故《太平御览》卷一五九《州郡部·颍州》条载：“今汝阴县有寝丘故城焉。”至于《御览》该条补充所云：寝丘“一名沈丘”则是节外生枝，有悖于《通典》。而明代学者陆应阳《广舆记》所说：“古沈子国，隋沈州，唐沈丘。”无疑是对这一讹误的发挥、补充和完善。导致令人视临泉境或沈丘境有沈国故城为“信史”。此说可从。沈国故城应在平舆县境。
    沈是一个小国，位于蔡、陈、宋、郑诸大国肘腋之下，在隙缝中求生存，国小势微，倍受欺凌。在晋、齐、楚、吴争霸过程中，沈多依附于楚国，因而多次受到中原诸侯之师的讨伐，战祸连绵，深受其害。公元前624年(鲁文公三年)，晋、鲁、宋、陈、卫、郑之师联军伐沈，沈国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583年(鲁成公八年)，晋师再次伐沈，俘虏了沈子揖初。公元前538年和前537年(鲁昭公四年与五年)，在楚灵王的驱使下，沈人两次参与了伐吴的战争。公元前519年(鲁昭公二十三年)，沈子逞追随楚师伐吴，于鸡父(今固始县东)兵败，成为吴人的俘虏。
    沈国亡于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据《史记正义佚文辑校》所辑《管蔡世家》：“为晋灭沈。”《正义》云：“旧沈子国为楚所灭，后号亭也。”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史徵》亦说：“沈，国名，首见于《春秋》文公三年。定公四年为楚所灭。”沈是楚的盟国，在晋、楚争霸的激烈战斗中，沈国始终站在楚的一边，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楚国灭沈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沈在政治上依附于楚，从而激起了中原诸侯国的强烈不满，并伺机进行讨伐。《左传·定公四年》载：“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当时晋定公以盟主身份，召集诸侯在召陵(今郾城县东)盟会，共商伐楚之计，沈国不来参加，从而招致灭国之灾。
    公元前506年夏天，蔡在晋人的唆使下，出兵灭掉沈国，俘获并杀死了沈子嘉。今平舆县沈国故城内，还保留着押龙沟、绑龙桩和斩龙台等遗迹。绑龙桩是蔡国军队捆绑沈子嘉的桩柱遗迹。押龙沟是逮住沈子嘉后押送出城的一条古道。斩龙台是斩杀沈子嘉的断头台。据《春秋·定公四年》载：“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看来，沈子嘉被系行刑处似应在蔡国境内。
    沈虽区区小国，其文化却比较发达。除传世的沈子也簋、沈子也敦外，近年来，在沈国故城范围内，不断有遗物出土，主要有剑、戟、矛、镞、簋等铜器，及鼎、豆、罐、瓮等陶器。城内的沈国墓地，还出土一批骨器。时代大都为春秋时期，为研究沈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选自《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

蔡国史考

何光岳

    蔡国，在商代时已存在，本为姞姓，系黄帝之支裔。当周灭商后，大封同姓诸侯于各地，以取代商下室诸侯及一些附商的异姓诸侯。于是周武王第五弟叔度便封于蔡，时为周武王十二年，即前1065年。从此，姬姓之蔡取代了姞姓之蔡。不久蔡与管、霍联合商纣之子武庚发动叛乱，被周公旦所平定，蔡叔度被囚禁。以后，又封叔度之子蔡仲(又名胡)，建蔡国于上蔡。到春秋时，与郑、陈、宋成为河南地区的强国。由于南面的楚国、东面的齐国、北面的晋国兴起，互相争夺河南地区。强迫蔡、陈、郑诸国参加盟会，以达到他们称霸的目的。蔡国国势便逐渐被削弱，不得不依附齐、楚、晋，谁强便附谁，目的是保存自己以求生存。后来南并东吕之地，迁居于东吕，称为新蔡。前531年，楚灵王诱杀蔡灵侯般，灭蔡，任公子弃疾为蔡公。过了三年，楚平王又立灵侯之弟姬庐为蔡平侯。春秋末年，为了反抗楚人无止境的侵略，便完全投附同姓吴国，实行了同姓通婚，依藉吴国势力，以对抗楚国，所以不得已要求吴国拨出州来之地，借与蔡国。它畏楚之逼而东迁于靠拢吴国的州来，改称下蔡。不久，吴被越所灭，蔡国外援断绝。前447年楚惠王乘蔡衰弱举兵灭蔡，蔡侯齐出奔，蔡亡。蔡共传二十三代，二十六君，计六百一十九年，其间第一位君主蔡叔度因叛乱被废，中间间隔了十多年。又蔡灵侯时被楚所灭，间隔了三年之后又由楚另封复国。蔡国的历史，除了《史记·管蔡世家》及《春秋左传》、《世本》一些简略的记述外，均没有专史论述，故此，有必要整理好蔡国的历史。

一、蔡国的建国

    蔡国，本为姞姓，为黄带之后。黄带有二十五子，分为十二姓，其中有姞姓，与燕、阚、尹、光、鲁、雍、断、密须氏为同姓。分布于渭水流域直沿黄河到豫东和豫北一带。秦嘉谟《世本辑补》以为燕误作蔡。其实王符《潜夫论·志氏姓》已载：“姑氏封于燕，……姑氏之别，有阚、尹、蔡、光、鲁、雍、断、密须氏。”显然以燕为姞氏嫡宗，而蔡为姞氏支裔，并非误燕为蔡。
    卜辞有：“壬寅卜，蔡其伐归”。可见蔡国中叶已较强盛，业已经历了尧舜夏商的千多年时间。蔡能伐归，当与归相近。归即商代的归方，与商同属东夷族。卜辞上有许多记载商于去归狩猎，还娶归女为妇的事。可知归距商都殷(今安阳)不远，当在今商邱一带。那么，蔡也当在归不远之地。从以后周武王封弟叔度于卫为蔡国来看，原为姞姓之蔡的故地。据《后汉书·郡国志》称：“长垣有祭城”。杜预《左传》注：“祭，郑地，陈留长垣县有祭城。”祭城本系卫国之邑，距郑较远，不是郑邑。这个祭城，正距商邱近，才能伐归。而祭与蔡古可通用，正是一地，待下文另述。蔡、归之争，正是黄帝系与东夷系在豫东开展争夺战的主要代表。以后可能降服于商，周武王十一年(前1066年)，灭商。蔡人因亲商被迫北徙，今河北邢台市北有蔡河，发源于西山，东流至任县合圣水河而注于古大陆泽，今已淤塞。蔡河当因姞姓之蔡迁此而得名。南邻沙河县有梅龟山，古代认为蔡即龟，亦可证蔡河之名由来有因，并非后起之名。另一支姞姓蔡人则南迁于今湖北广济县与黄梅县交界之蔡山。《路史·国名记甲》云：“蔡，蕲春江中有蔡山，在广济县，大龟纳锡故曰蔡。非姬姓蔡”。把它列为黄帝之后，“结姓分”，结姓又作姞姓。《清一统志》卷二六三黄州府：“蔡山在黄梅县西南九十里大江之滨，接广济县界，《通典》：‘广济县蔡山出大龟。’《尚书》云：‘九江纳锡大龟’，即此”。
    次年，周武王为了监视商之遗民，封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于商都故地，以绥抚遗民。又为了防止武庚率领殷人叛乱，便封三弟叔鲜于管，五弟叔度于蔡，八弟叔处于霍，其名是帮助武庚治殷，其实是监视武庚和殷民的活动，称为三监。《集解》谓杜预曰：“管在荥阳京县东北。”又引《世本》：蔡“居上蔡”。《索隐》云：“《春秋》闵(公)元年，晋灭霍”。《地理志》：“河东彘县，霍太山在东北，是霍叔所封。”彘县在今山西霍县。荥阳、上蔡都在像中和豫南，地方遥远，怎能监视豫北的殷民呢?这显然不是三监始封之地。
    但据《正义》云：“《地理志》云：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帝王世纪》云：‘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按二说各异，末详也。”而《逸周书·作雒解》也称：“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注：“东谓卫；殷，邶，鄘。”看来，三监之地，即系分殷畿内之地为三国，一来削弱殷的残馀势力，二来则逼近殷都便于临视殷人。鄘地在今河南“新乡县西南三十二里有脚城，即鄘国。”在殷南畿。“朝歌而北为邶国。”在今汤阴县东南的邶城镇，在殷都之北。武庚所在之殷故都，即纣王焚死的朝歌，今为淇县。则卫在东。卫、鄘、邶三国恰从殷的东南北三面包围着，隔断殷人与东夷各国交住。唯有西面空阙，因西面向周。为周的同盟诸国的境土，不须加以防卫。还是以《地理志》所说为对，即蔡叔度始封于卫地之祭城，应在殷之东。
    第二年，周武王病死，其子周成王年幼即位，由周武王的第四弟周公旦为相，摄行政事。《荀子·儒效篇》也说：周公屏成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候趋走堂下。”管叔、蔡叔怀疑周公旦夺王位，便散布流言于全国，说：“周公将不利于王”。而商的亲族奄、薄姑的国君，也乘机向武庚说：周武王已死，成王尚幼，周公又见疑于兄弟，“此百世一时也，请举事”起兵反周。于是，管叔、蔡叔、霍叔三监便和武庚、奄、薄姑、徐、淮等东夷十七国，亦即商朝的亲族，共同联合起来。三监企图借助商的遗民和东夷力最，推翻周公摄政，让自己夺取政权；武庚和奄、薄姑等国，则企图挑起周王室内部的互相残杀，出兵夺取已失去的江山。双方所抱的意图虽然不同，但推翻周王朝的周公政权的目的是一致的，这便促使他们之间为了暂时的需要而勉强勾结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周力量。这时，周朝刚刚灭亡商朝还不到三年的光景，东方、东南方还未平定，出现这种大叛乱，无疑是对新建立起来的周王朝的一个沉重打击。何况，周王朝的建立是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必然会遇到顽固维护奴隶社会制度的守旧派的强烈反抗。也正如夏朝刚建立，标志着奴隶社会的开始。但却遇到维护氏旅社会制度的守旧派——夏的亲族有扈氏和东夷族伯益的强烈反抗。这两次社会制度的大改革与跃进，都是从流血中产生，其结果必定是有生命力的新社会制度胜利。
    在周朝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东征，首先攻卫、殷，三监和武庚没有料到周军神速而来，便“大震溃”，武庚北奔被诛，管叔自缢而死。“乃囚蔡叔于郭凌”，“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郭凌或即虢林，《括地志》云：“故祭城在管城县东北十五里，郑大夫祭仲邑也。”今中牟县有祭亭，南面有蔡泽陂，见《水经注》。商代为北林之地，与虢相邻，先为虢地，后为郑所并，祭与蔡通，当因蔡叔度囚居于此而得名。蔡叔、管叔故地被周公旦夺去，把自己的儿子封于胙(延津县北三十五里)、凡(辉县西南)，而郭凌之地也被夺去，封了自己的另一儿子于祭。三监的君主世袭暂告中断。周公旦又封第九弟“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以统治商之降民，赐以殷民七族，加强了兵力驻防。又把一部分商的降民南迁到旧地商邱，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此，国名宋。还封“中旄父宇于东”，注：“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说苑》、《朝诗外传》都说到周公诛管、蔡。从此，削弱殷人的力量，更加强了防范和统治殷人的措施。然后又继续东征，前后三年时间，平定奄、薄姑、徐、淮夷等十七国的叛乱，巩固了西周的封建政权。《毛诗·豳风·破斧》：“周公东征，四周是皇。”传：“四国管、蔡、商、奄也。”可见这次叛乱影响之大。故作《大诰》以警戒后人。

二、蔡仲继封于蔡的史迹

    荣叔度死后，其子姬胡，改变父亲的恶行，“率德驯善”，周公旦便推荐他为鲁国卿士。鲁乃是周公旦长子伯禽所封，姬胡辅助伯禽治理鲁国有功，伯禽奏周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祀，是为蔡伯。”另外。管叔、霍叔的儿子和曹叔、成叔也受封。管再封于今郑州的管城，霍再封王山西霍县。《书经》载周成王命姬胡为蔡侯于东土，要他改正前人之过错，惟忠惟孝，克勤无怠，作为后世的典范，率领人民遵守祖父周文王的教训，不要像先人蔡叔那样违抗王命，而要用德惠去管理人民。“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要时刻警戒自己
，善始善终。要和穆四邻，做王室的屏藩；要干和爱兄弟，康济小民。不要自作聪明，搅乱旧章。要详加倾听和观察民意，不要轻听谗言，以政制度。这样，便会受到我的嘉奖。姬胡!你去蔡国，切勿忘记和抛弃我的命令。《书序》亦称：“蔡叔既殁，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可见蔡仲的再封于蔡，是经过一段立功赎罪的考验时期的。但周成王还仍然不放心，谆谆告戒蔡仲要忠于周王室，要孝敬周文王，要和睦兄弟和四邻，不要象先人蔡叔那样去作乱。蔡仲所封的蔡国，也与管、霍一样，已非原地。据《路史·国名记戊》云：“蔡，今蔡治上蔡，伯爵。《括地图》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古蔡国，县西南十里有故蔡城，蔡城冈，故国也。”即蔡仲所封之蔡乃今上蔡。但《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豫州北七十里有蔡冈，因名也。”《鲁周公世家》所载也同。把蔡仲封于上蔡，说成是蔡叔度所封，并因蔡冈而取名蔡国，显然是弄错了。前文已说商代即有姞姓的蔡国，在今长垣县祭城，叔度初封于此。蔡冈之名，乃因蔡仲续封后从祭城搬来的名称，蔡冈也即蔡仲立国之后被尊为国山。《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汝宁府上蔡县：“应劭曰：九江有下蔡，故此称上。……志云：县西南十里蔡国故城，周二十五里，蔡叔度始封此，其子蔡仲即封焉。”也模棱两可，未作考定。又引《竹书纪年》：“魏章及郑师伐楚，取上蔡，亦谓之蔡阳。秦昭襄王三十九年，客卿胡伤取魏蔡阳。孔氏曰：蔡城在蔡水之阳也，汉因置上蔡县。”隋升为蔡州。县东南十五里有蔡冈，“周二十里”。在一平坦平阔的黄、淮平原中，崛起着周二十里的蔡冈，更显得难得，自然被看成国山了。此蔡冈山系，在今县城东三十里，即白龟庙村南北十五华里一带的冈岭。附近有蔡河，东北在淮阳县南有东蔡河，流入沙河。蔡仲所封乃为伯爵，故其子称蔡伯荒，至荒之子才升为侯爵，叫宫侯。
    传至厘侯三十九年时，西周灭亡，东周东迁洛邑。蔡国为东周的东南大国，起着拱卫周王室的作用。与淮、汉诸姬姓国家互相联系，维护着逐渐衰落的东周政权。春秋初期，处在丹阳的楚国日渐强盛，蚕食邻近诸小国，引起了位居中原的姬姓强国郑、蔡的高度注意。前710年，蔡桓侯与郑庄公在邓(今漯河市东南邓襄寨)会谈，订立了抗楚的盟约。并由陈侯嫁女与蔡、息(姬姓)君为夫人，通过婚姻纽带，把四国团结起来，成为抗楚联盟的核心。《左传》桓公二年注：“楚武王始僭号称王，欲害中国，蔡、郑姬姓，近楚故惧而会谋。”这个联盟把楚国势力阻于汉水一带，获得了二十多年的安定时间。可是，前684年，联盟因姬姓诸国内讧而破裂了。原因是陈侯之女息妫是息君的夫人，是著名的美女，后人称为桃花夫人。她从息回娘家，路过蔡国，她的姨夫蔡哀侯见她姿色动人，但举止轻浮，不合礼仪，没有尊敬她。她归告息侯。激起息侯的愤怒，便主动和敌国楚文王献谋，请求楚派兵假装攻打息国，由息向蔡求救，蔡出救兵，然后楚袭击蔡军，必然能获得胜利。于是，楚文王将计就计，出兵败蔡军于莘(蔡国之邑，今汝南县境内)，俘掳了蔡哀侯。接着，又乘机灭亡息国，把息妫也抢去做夫人。蔡哀侯被楚国扣留了九年才死去。从此，蔡、楚两国结下了仇恨。
    蔡哀侯之于缪侯，为了倚藉齐国的强大兵力，便把妹嫁齐桓公做夫人。前657年，齐桓公和蔡夫人在船上游戏，夫人故意把船划得摇荡，又不听丈夫的劝止，使齐桓公很生气，把蔡夫人送归娘家，但仍未离婚。蔡缪侯大怒，便把蔡夫人另嫁别人，更激起齐桓公的气愤。齐便会合宋、陈、卫、郑、许、曹等国出兵打败蔡国，又俘虏了蔡缪侯，并进军到楚国的北境召陵，以防止楚军救蔡。后来，诸侯请求齐释放了蔡缪侯。通过两次对齐对楚战争失败，连国君都做了俘虏，不仅造成蔡国由强急变为弱，而且四国联盟中，蔡的南邻息国被楚所灭，陈、郑两国也因内乱转弱，于是联盟瓦解，成了新兴霸国齐、楚、晋的交争之地。形势逼使蔡、陈、郑不得不依违于三霸国之间，以求生存。但蔡对齐抓了他们的国君是怀有恶感的，这便促使蔡倒向楚国，所以将近二十年光景，蔡没有参加齐的会盟。直到前639年，楚、宋双方在宋境的盂地会盟，蔡站在楚的一边也开始参加了这次盟会。过了七年，晋文公联合齐、宋、秦等国大败楚于城濮。于是，蔡又转过来倒向晋，参加以晋为霸主在温召开的剧会。次年，又参加晋的翟泉盟会。
    前617年，蔡庄侯又转而参加楚召开的厥貉之会。因晋文公、晋襄公父子已死，晋之霸业中衰，而楚穆王转强，所以蔡又不得不转依楚国。过了五年，晋大将郤缺便攻入蔡国进行报复。接着，晋又于前601年，派大将栾书讨伐蔡国。前583年，郑为了讨好晋国，又讨伐亲楚的蔡国，俘掳了蔡庄公之子公子燮。楚为了救蔡，便派公子贞伐郑。前549年冬，蔡景侯和陈、许跟着楚国去攻伐郑。二年后又再伐郑，许国因葬许灵公没有出兵。这时，各国因战争连绵而感到疲厌，使由宋主持弭兵之会，晋、楚两方盟国共十四国都来参加，蔡大夫公孙归生也与会。为了同晋和解，便和诸侯朝于晋。
    当诸侯间战争暂停时，前543年蔡国君发生父子乱事。原因是蔡景侯为太子般娶妇于楚，“而景侯通焉”，以致被般所弑，般自立为灵侯。两年后，公孙归生和诸侯参加在虢的盟会。又过三年，蔡灵侯和诸侯参加在申的盟会，并两次跟从楚去伐吴。尽管蔡灵侯紧跟楚国，但野心勃勃的楚灵王还是不放过他。楚灵王于前533年，藉口陈国司徒招弑其君哀公，便派兵灭陈，把蔡包围起来。三年以后，楚灵王又诱骗蔡灵侯会宴于申，乘他醉酒，便以弑父的罪名将他杀掉，并杀了同来的蔡国士卒七十人。接着，就命公子弃疾灭蔡，抓了蔡世子有，作牺牲以祭祀山神，又任弃疾为蔡公。
    又过了三年，弃疾和公子比、公子黑肱、蔓成然以及蔡国的旧臣蔡朝吴、蔡洧等，率领陈、蔡、不羹、许、叶之军，入楚郢都，发动政变，杀掉了楚灵王的二子，灵王被逼自缢。又经一场争权残杀，最后弃疾得胜即位为楚平王。为了报答蔡人、陈人相助之功，便复封陈、蔡，以景侯少子庐归国，立为蔡平侯，平侯在位九年病死。蔡国又发生夺君位的内乱。太子有之子东国，攻蔡平侯之子蔡候朱，朱失败后投奔楚国。湖北枣阳县西六十里有蔡阳城，汉设蔡阳县，南齐升蔡阳郡，西魏改蔡州。或即蔡侯朱奔楚后留居于此而得名。
    蔡国故城位于今上蔡县城关一带，高踞芦冈顶端，西临汝水故道，东衔蔡塘遗址。洪河由芦冈北面折向东南，蔡城即置于汝、洪两水环抱之中，地形险要，土壤肥沃。故城周围长10490米，略成南北长方形，南面尚有城门遗址三处。城墙宽15～60米，高4～11米，系用夯士逐层筑起，夯土层上的夯窝明显存在。城北古冢罗列，其中就有蔡侯墓。曾出土有编钟、鼎、壶、戈、剑和车马器等青铜器。故城内确蔡侯宫殿区及楚国遗族官邸遗址，在今王位庄周围，面积约80000平方米，为沟渠环绕中的高土台。台上有很多古井及陶制的排水管道，并有筒瓦、板瓦等残件。故城西北二华里处有蟾虎寺，出土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剑、铜镞，并有楚墓群。清嘉庆年间的蟾虎寺碑文，有“周公东征，屯兵芦岭，日久方克”之说，是属牵强附会，因周公东征蔡于卫，而非当时无关重要的上蔡。上蔡故城，乃蔡仲复建国以后，由蔡国历代君主不断修建而成。故城西垣的玩河楼，西临汝河故道，据《上蔡县志·地理志》载，每当汝河泛滥，城西之处即一片汪洋，蔡侯常到这里望河玩景，可远眺数十里远的风景，所以也叫玩景楼。

三、蔡的名义由来

    甲骨文，仅一见蔡字，而祭字甚多，且居重要地位，蔡实为祭字发展衍生而来。《说文通训定声》把蔡、祭同列在一起，属泰部韵，古音相通。《说文解字》：“祭，祀也。从示，从手持肉会意。”《春秋》桓公八年注：“荐而加性曰祭。”《周礼》注：“礼，饮食必祭，示有所先。”祭乃是古代氏族部落间的一种原始宗教的祭祀，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到了商代，祭祀发展到普遍性和经常性的地步，缅怀祖先、宗教活动、婚丧嫁娶、狞猎、农耕、战争以及占卜吉凶，一切都离不开祭祀。所以祭司被看作是显贵的地位，由德高望重而富有经验的人去承担，时常在商王身边备顾问，故祭司的采地便封在王畿近郊，即今长垣县之祭城。
    商代的祭祀，习惯兼用占卜问吉凶，占卜、必须用大龟和蓍草。所以甲骨文上有很多记载，规定下属诸侯每年要进贡多少大龟。《禹贡》也规定：“九江纳锡大龟。”周代也曾令江淮诸国进贡大龟，以备占卜。蔡字由艹祭组成，为会意。艹代表蓍，祭代表祭祀中必须用龟占卜，战九江特产大龟之地蔡山，在今黄梅县境，便又叫龟为蔡。《禹贡》上有“蔡蒙旅平”之句，胡渭《禹贡椎指》即认为峨眉山即蔡山。《庄子》称“楚有神龟”，即指产于蔡山者。今蕲春特产绿毛龟，列为三宝之一。《诗·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毛传：“元龟，长足二寸。南，谓荆、扬也。”也都指南方所产的大龟。龟是周王朝的急需品，如《诗·大雅》的“爱契我龟”，《小雅》的“我龟既献”，《尚书》的“宁王遗我大宝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有臧武仲要臧贾用大蔡祭祀。“贾再拜受龟”之事，可见龟即大蔡。《大戴礼记》说：“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礼记·礼运篇》亦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又《玉藻篇》说：“卜人定龟”。卜人用龟甲占卜定吉凶，龟甲与蓍草配合占卜，所以《白虎通》称：“蓍龟，龟阴之老也。”龟喜栖干蓍草之阴，故蓍龟合卜即灵，郭璞《尔雅·龟赞》云：“天生神物，十朋之龟，或游于火，或游于蓍，虽云类殊，象二一归。軎軎致用，极数尽儿。”即指用火炙龟甲与蓍草占卜，价值十朋，二物不同，但都为了一件事，便是用于占卜，变化无穷。《史记·龟策列传》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又说：“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每发兵遣将，必缵龟甲于庙堂祭祀祈祷，以决吉凶。汉代还在高祖庙中设有龟室，储藏龟甲，当作神宝。龟千岁才有一尺二寸，蓍草每百年，一斗才生百茎，故这样的蓍龟非常难得。“上有持蓍，下有神龟”。持蓍即满百茎的蘖蓍，“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所以每年庐江郡要缴一尺二寸大的龟二十只给太卜官。可见蓍龟是帝王所专有，被视为神宝。
    由此看来，蔡字即蓍草下面的神龟。《帝王世纪》载周昭王南征，与“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而《吕氏春秋·音初篇》则作“蔡公”。可见先秦时，祭与蔡相通用。《楚辞》有：“匡机蓍蔡兮踊跃。”蓍蔡即蓍龟。《孔子家语·好生》云：“臧氏有守龟焉，名曰蔡。”《汉书·食货志》也说“元龟为蔡。”因为这种“宝龟产于蔡地。”故叫龟为蔡，两者古代都可通用。
    据此，蔡仲立国于蔡城，城距蔡冈，冈产蓍龟而得名。周源《重建上蔡治碑记》说：“蔡之为地，本以卜筮得名。”陆德明《经典释文》云：“一云龟出蔡地，因以为名。”何晏《论语集解》：“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国君之守，龟出蔡地，因以名焉。”周代以蔡名龟，认为蔡地之龟，在占卜时最有灵验。
    上蔡县城东三十里有蓍台，产蓍草，可揲卦。台前即蔡河，盛产大龟，夏秋时常爬上蓍台上的蓍草下歇阴。蓍草一株数茎，多少不等，叶如槐而小，秋后红紫花如菊，有香气，实如芡实。《本草纲目》、《群芳潜》、《广群芳谱》都称上蔡县白龟祠的蓍草最著名，说是神草，能卜吉凶，白龟祠即在蓍台上。这条蔡河据《清一统志·汝南府》说是：“因龟行之迹成沟。”蔡河原因蔡人迁此而得名，并为蔡河所产之龟取名为蔡。上蔡传说有“白龟浮于蔡河”，以后便建白龟祠于蓍台上来从事祭祀。《史记·龟策列传》中说宋元王从泉阳获得神龟。这个宋元王可能是战国时的宋王偃，他曾横行列国，事迹与宋元王同。泉阳或在上蔡附近，神龟即白龟。这亦可说明白龟祠来源甚古。东汉时，大文学家蔡邕，即系蔡仲的后裔，他曾来到他的祖先发祥地研究过蓍龟占卜、，还题有“画卦碑”三字。明朝初年，明太祖还曾派礼部官员到白龟祠祭祀。

四、蔡国迁都新蔡之后的史迹

    关于蔡迁都新蔡，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蔡仲胡时迁的都，有《史记集解》、《尚书正义》。《水经·汝水注》也说胡所迁，“故名其地为新蔡。”一说是《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汝宁府上蔡县：“春秋时，为楚所侵，迁于新蔡，因以此为上蔡。”又载：“新蔡县，……古吕国。春秋，蔡平侯徙都于此，故曰新蔡。汉置县。……晋武帝分立新蔡郡。……东魏置蔡州。”《汉书·地理志》也说系蔡平侯迁都到新蔡。因楚国攻破蔡都后都城残破，蔡平侯即位只得另择新都立国。由于平侯为楚所立，便紧紧地依附楚国，择选靠近楚国的古东吕之地为都城，称为新蔡。东吕国又叫甫，当在春秋初年蔡国强盛时为蔡所并，蔡才得迁东吕。蔡之迁都新蔡，当以后一说即蔡平侯时所迁为正确。其建都时间，为蔡平侯即位的元年，也就是前530年。所以《史记集解》和《索隐》都说蔡平侯徙都下蔡，显然弄错了。下蔡即春秋时的州来国故地，虽曾被楚所灭，但至春秋末年吴国兴起，与楚争夺淮水上、中游一带的富庶地区，州来便成为吴国必争之地。如前584年和前547年，吴国曾两次攻入州来。前538年，吴又攻楚，楚将然丹要在州来筑城防御，终因淮水下游泛滥为灾，不能建城。前529年，吴灭州来，吴王馀昧封弟季札于州来。过了两年，蔡平侯才即位，他是楚国扶植起来的亲楚派，不可能迁都于吴的州来，夺去季札的封地。虽然过了六年，楚又夺回州来实现了筑城计划，但到了次年蔡平侯便死去，所以，州来面临是楚争夺战的前线，蔡平侯决不会在临死前夕把都城迁到最危险的地方。何况再过四年，吴又攻州来。
    平侯死后，其子朱刚登位，随即遭到隐太子友之于东国的驱逐，朱投奔楚国。东国自立为悼侯。前519年，吴侵楚，楚率蔡、陈、许、胡、沈、顿联军与吴军战于鸡父(河南固始县东南)，楚军败走。后来，悼侯弟蔡昭侯于前509年去朝楚昭王，自己穿着一件美裘，以另一件献给楚昭王。可是，楚相子常想要蔡昭侯身上那件美裘，昭侯不给。子常便向楚昭王进谗，扣留蔡昭王于楚达三年之久，不让归国。蔡昭侯只得把自己的美裘又献给子常，子常便请楚昭王放蔡昭侯回国。蔡昭侯回国后，对楚国的强暴非常气愤，便到晋国去请求晋伐楚。三年后，又和卫、宋、陈、郑、曹、许、莒、邾、杞、顿、胡、滕、薛、小邾、齐、周等国，参加了由晋主持的召陵盟会，协商伐楚。沈国有异心，没有参加。晋便叫蔡大夫公孙姓带兵攻灭沈国，俘杀沈子嘉。楚昭王大怒，派兵围蔡，蔡昭侯为了联络楚之敌国吴周以攻打楚国，便派儿子公子乾和大夫之子为勾质于吴，于是吴、蔡、唐以同姓缔结联盟，北有晋、郑、卫的支持，三国联军便从准汭经豫章，大败楚军于柏举，一举攻破了楚国都城郢都。次年，楚昭王复国，楚令尹向全国哭诉蔡导吴入楚都的罪恶。蔡昭侯心里害怕楚国的报复。果然，过了九年，楚国恢复了国力，使带领陈、随、计三国军队围蔡，距新蔡城周围一里之地，植木版筑土墙以围困新蔡，墙宽一丈，高二丈。蔡国没有办法，只得男女分开，用绳子联捆着出城向楚投降。在楚的挟制下，蔡国迁到汝水之南和江水之北，靠近楚都之地，成为楚的附庸。等到楚国退兵时，蔡却背叛楚国向吴国去要求，举国迁入吴国境内，以逃避楚国再次的惩罚。这时，因吴与越激战。而越又联合楚以敌吴，故吴无力救援蔡国，因蔡距吴远，便“约迁以自近，易以相救。”次年(前493年)，蔡昭侯“不与大夫计”，准备迁往吴境，因受到以公子驷为首的怀念国土而不愿远迁的国人反对，便又中途悔改。吴王夫差识破蔡昭侯的心事，便命大将泄庸，率兵到蔡国，以纳聘为藉口，悄悄地把大军开进新蔡，逼胁蔡国东迁。蔡国国人这时才知道要远迁。蔡昭侯怕自己中途后悔而得罪吴国，便推说是公子驷为首抵制迁国，便把驷杀了。蔡昭侯不得已，大哭起来，举国连同蔡侯的祖宗坟墓一起东迁入吴国境内的州来。因地在上蔡的下游，故称为下蔡。
    据《水经注》载，有两下蔡城。一在淮水南岸的州来故城；一在淮水东岸的下蔡新城。《寿州志》说：“二城对据，翼带淮氵贲。今寿县东七十里有蔡城塘。”即今安徽省风台。
    前491年，蔡昭侯准备去访问吴国，诸大夫恐怕又再迁国，公子翩用箭射死昭侯。但《史记·管蔡世家》则说是大夫令贼名利的杀昭侯，“已而诛贼利以解过。”蔡大夫文之锴又杀翩，是翩即利，翩或系翮之误，因翮与利音同可通用。《孔子世家》也作公孙翩。参与弑君行动的公孙辰奔吴，公孙姓、公孙霍则被杀掉。一场畏迁的动乱和残杀才平定下来。蔡国从此依附吴国，国势一蹶不振。

五、蔡国迁下蔡后的史迹和出土的蔡国铜器

    正当昭侯被杀的这一年，孔子已居蔡国三年了，楚国使人将聘用孔子。陈、蔡大夫相议，恐孔子得用于楚，使楚更加强大，对蔡、陈更加危险，便派人围困孔子于村野，使孔子断粮绝食。今上蔡县西南十三里蔡埠口村的汝河边有子路“问津处”，有颜真卿所题的石碑。蔡沟镇北厄台是孔子被困处。华陂镇南有晒书台，传为孔子遇雨晒书处。蔡沟镇内有一株大白果树，在厄台旁，传为孔子手植，曾被电击死，枯而复荣。现在树粗数围，高入云际，枝叶并茂。
    蔡迁入吴境后，也沾染了吴人习俗，善于讴歌，所以《楚辞》有“吴谣蔡讴”之称。《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张揖曰：蔡人讴，员三人。”
    蔡昭侯之子蔡成侯，不顾国弱民穷，还大肆厚葬其父。一九五五年，寿县发现蔡侯墓葬，共出铜器一百二十一件。在钟鼎各器铭文中，有一字为蔡侯名，不见于《蔡世家》，陈直《史记新证》以为即缚字繁文，缚即蔡成侯朔之转音。以后，蔡候墓又陆续出土了四百八十件铜器，可见蔡器之多，实属惊人。
    出土的“蔡侯卢”，有较长铭文。陈梦家认为。此器为蔡昭侯元年嫁姊大撌于吴王僚所作，吴蔡同姓姬通婚，这是昭侯最初十年中，利用吴、楚两国的矛盾而结好两国以自固，所采取的一项外交策略。
    还有“蔡侯缶”及盘、壶、锚、尊、匜、鉴、镈等铜器都有蔡侯名字。其上之蔡候名，郭沫若以为为产之异文，即蔡声产。史树青以为即朔字，为蔡成侯朔。唐兰认为，“蔡悼侯本名黼，六国时人误读为东，不知又因为什么变成了东国。”孙百倗认为是缵字，即昭侯之名，“昭侯名申，与文侯同名，前人已指其误。”李学勤则推断为蔡元候。陈梦家谓：“小篆之卵与申字形近易混，《蔡世家》昭侯名申，当是卵字之误。”商承祚又以为是蔡平侯庐。但都被于省吾一一否定，认为：自来学者，均以为蔡昭侯的五世祖文侯名申，蔡昭侯不应与之重名。据铭文则蔡昭侯本名音近电，而电为申之初文，典籍作毋，系用借字，并元重名之嫌。所论似较有理。
    “蔡侯鉴”，从其铭文看出为蔡昭侯五年(前514年)，吴王阖庐，即姬光，嫁女于蔡昭侯所陪嫁的媵器。
    “蔡侯钟”，据铭文推断，当为蔡昭侯初年方穆于楚时所铸，才能在楚王左右。
    以前，在寿县还出土有“蔡公子果用戈”及“蔡加子之用戈”，又有蔡侯产剑和“蔡太师鼎”等。
    一九八零年九月，在安徽舒城县九里墩出土春秋末期的舒墓，中有一件铜戟，铭文“蔡(候)口之用戟”疑蚀阙是朱字，为蔡侯朱奔楚，吴、舒联军“克楚师”的俘获品。
    成侯又传声侯、元侯到蔡侯齐，蔡国的历史不见于记载，大概已是弱小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了。但列国间的政治混乱，这时已是春秋战国之交，蔡的宗主国吴国，连年和南面的越国交战。前482年越乘机攻破吴都。蔡的敌国楚国也发生内乱，前479年楚王族白公胜攻杀令尹子西与子期、子朝，扣押楚惠王，而叶公高又率兵攻败白公，白公自缢。前473年，越火吴。吴、楚的衰乱，无暇争夺蔡国。而北面的强国齐、晋也已大权旁落，齐国的陈氏准备夺取姜齐的政权，晋国的六卿互相进行残酷的兼并，也无力干涉蔡国内政。所以在成侯、声侯、元侯这三代人约四十年时间，蔡国还算是独立自主，在周围各强国内部纷争的局势下，从夹缝里侥幸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但这只能是小国苟延残喘的时刻，一旦各强国内乱平息国力恢复的时候，蔡国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本来，楚已于前478年灭陈，唇亡齿寒，蔡国已岌岌可危。幸而次年巴国攻楚围郾(湖北襄阳县北)，大败楚军。又次年，楚伐东夷。前473年，楚又向越王勾践索回淮水中游被吴所侵占之地，但越又称霸中原，蔡国是楚、越间的缓冲之地，蔡必然由原来附吴转而附越，希望得到越国的保护。所以，楚国多年欲灭蔡复仇的计划仍未能实现。到了前449年，越王不寿被杀，国势日衰，已无力顾及蔡国。于是，楚灭蔡的良机已到，前447年正当蔡侯齐四年时，楚惠王便派兵灭蔡，蔡侯齐逃亡。蔡国人民被迁于楚地。今湖北汉川县蔡甸。可能是这部分蔡国遗民的迁居地而得名。至于《水经注》载：“沘阳故城南有蔡水，出南盘石山，故亦曰盘石川，西北流注于沘。”这条蔡水，或系蔡昭侯由新蔡东迁下蔡时，国民恋土重迁，不愿远居淮南低湿之地，有一部分人逃依楚国，被安置于蔡水流域而得名。还有的分迁于秦、晋、齐等国的，如晋太史蔡墨，秦相刚成君蔡泽，楚大夫蔡鸠居，齐大夫蔡朝。汉代陈留郡圉县(河南杞县南五十里)人蔡勋为郿令，曾孙蔡携，为新蔡长，又迁居于新蔡故地。携的孙子蔡邕，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蔡氏在魏晋南北朝时名人辈出。东晋南迁时，济阳郡大姓蔡氏也随着南迁江东，蔡邵曾任永嘉(浙江温州)太守。族人也于隋唐时逐渐南迁于福建、广东，成为现在的大姓，广东俗谚说：“陈、林、蔡，广东得一半”。
    当楚悼王时，用吴起变法，大力开发南方，在蔡甸的蔡人被迁于高蔡，在今湖南常德市。《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也标明高蔡系由下蔡所迁，这是对的。蒙文通认为：“《战国策·楚策》‘(襄王)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这里的蔡是高蔡，在楚的西境，正是《荀子·强国》说的‘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说明蔡还曾在高蔡立过国，但只能是楚的附庸，和罗、麋、庸、卢等一样也迁于湖南。最后仍被楚所消灭。一部分蔡人便溯沅水而上，西迁于今贵州地区，史书和地方志多有记载，明清时叫蔡家苗。曹学佺《贵州名胜志》载：“宋家、蔡家本中国之裔，相传，春秋时楚子蚕食宋蔡二国，俘其人放之南微，遂流为夷”；“与宋家同俗，故世世连婚，……人死不哭，绕尸而歌，谓之歌斋。”这正是闻名的“蔡讴”遗俗。田汝成《行边纪闻·蛮夷》、檀革《说蛮》、李宗时《黔记》和道光《大定府志》、《永宁州志》、《安平县志》等书多沿其说。而道光《黔南职方纪略》卷九载：“战国时，楚将庄蹻灭□□时，蔡侯文为楚所灭。遂迁其公族于□□，于是苗中有蔡家子矣。”民国《息烽县志》也说：“蔡家苗本蔡国之后，战国时从庄蹻征南蛮来此，有功，授以十职，世承袭。”认为明代的蔡氏土司乃蔡国之后。民国《修文县志》载，唐代时蔡崇隆官广西融县，平蛮有功，承袭数百年。传到蔡普化时，归附明太祖，世袭养龙坑长官司，一直到民国九年共传二十一世。
    蔡家在贵州的分布，“在贵筑、修文、清平、清镇、威宁、大定府、平远州皆有。”贵阳、龙里、郎岱、普定、安平、黔西、水城、锁宁、睛隆、平坝皆有之，乃系蔡人为楚所迁，“遂流为苗”。安顺府的关口、小东、打磨冲等寨亦有，永宁沙营司偏坡寨吴家庄居多。今贵阳市南八里蔡家关，也因蔡家曾居于此而得名。清代毛贵铭《黔苗竹枝词》百首中，有一首是描写蔡家的风俗，词云：“芦笙吹得叫乌乌，作戛场中妇哭夫，忽地愁眉怕同葬，娘家今日有人无。”作戛，乃是丧礼时，杀牛吹芦笙，群聚跳舞之名。
    楚并蔡后，到战国末年，楚累为秦所败，最后由郢都迁陈，又迁钜阳。前241年，楚考烈王又由钜阳迁于故蔡国下蔡对岸，淮水之南的寿阳，改称新郢。再过十八年，楚国便被秦国所灭。汉于下蔡故地置下蔡县。北魏于下蔡之西置下蔡郡，在今颍上县南。

古吕侯国史考(节选)
魏茂春  张绍颜

    古吕侯国时处上古，历史资料多已湮灭，故古文献记载皆支离破碎，只言片语，且语焉不详，说祛不一，这为研究其全面历史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仅就以下四方面，作初步考证。
    一、封国位置考
    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只言伯夷(益)封吕事，未明吕国之所在，故历代史学界分南阳、新蔡两地说，且久而不决，至今仍为历史悬案。
    据笔者考证，伯咦(益)封国的位置不在南阳，在新蔡。这样认定是否偏颇、武断，且看考证史实。
    之所以说不在南阳：
    据查考，古文献论及伯夷(益)封国于南阳者，的确有一部分历史、地理书明文记载：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三十里，吕尚先祖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梅溪又经宛西吕城东。史记曰：吕尚先祖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际，受封于故吕，故因氏为吕尚也。徐广史记音义曰：吕在宛县(即南阳县)。”类似记载的还有元·孛兰兮《元一统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和清·潘守廉《新修南阳县志》等。可是，如对这些史籍的载文仔细查考，就不难看出，各书对伯夷封国事，无一载入正文者，都是徒论转注。尽管一书引多家之言，追根溯源，无不来自徐广、杜预说。谓伯夷封吕即“南阳宛县西之吕城(董吕村)”；所不同者，《诗地理考》、《皇清经解·春秋地理考实》等，又以国语史伯说：“当成周者，南有申吕”和《左传》载文记“楚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事，进一步为徐广、杜预说佐证，谓伯夷封吕“当以在宛县为正。”
    然而，南阳宛县西之吕城是否伯夷的封国?
    据《地名大词典》载文：“[吕]周国名。姜姓，周穆王时封。……后为楚灭。在今河南南阳西三十里董吕村。”《大清一统志》于正文中记载：“吕城，在南阳县西南三十里，周穆王时封吕侯于此。”(引证略)此外，《汉语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载文与上略同。这说明南阳西之吕城(董吕村)，乃西周初年封吕氏诸侯的故城，非夏禹时代伯夷的封国。
    再据《竹书纪年》在《西周地形都邑图》中载：“吕在新蔡北。”在《周平王后地形都邑图》中载：“吕在南阳西。”又据一九五六年出版《中国古代史地图》载文：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七世纪，在河南西南部有申、吕国，以前以后皆无。这说明，南阳吕国，始于西周，终于春秋，唐虞夏商时代，南阳没有吕国。
    对南阳吕国的来源，据当代上古史学家何光岳在《炎黄源流史》、《楚灭国考》称：(南阳)吕本姜姓，原聚居于甘肃的东部，后与申部族一起，迁至山西的汾水中游。当姜姓诸侯佐周灭商后，申、吕诸侯国，又由汾水流域迁至河南南阳一带，为周朝镇守二南，防止南蛮的骚扰。到春秋初期，楚国强盛，向北吞并汉水诸国，于公元前六八八年，吕与申、缯等国便被楚文王所灭。这不仅说明了南阳吕的来源，且说明了南阳吕亦是伯夷的后裔。但不是伯夷封国于南阳留下的后裔，而是伯夷后裔从外地迁徙于南阳。
    再者，徐广，东晋末年人。杜预。西晋初年人。谓伯夷封国在南阳之吕城，不知缘何经舆为据。假若仅以《史记·齐太公世家》文曰：“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而认作此“吕”即指南阳之吕城。如此论证，也不会完全使人信服：《说文解字注》曰：“吕，脊骨也。昔太岳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以心吕之意命其地，而侯之。”《新唐书》曰：“赐氏曰吕。”显然，禹对伯夷乃先封吕候后置吕国，非先置吕国后封吕侯。亦说明，只因伯夷赐氏曰吕，始有吕氏部族。在伯夷受封、赐氏前，既无吕侯又无吕氏，怎会有以“吕”命名的吕城?史记文曰“封于吕”，很可能是太史公对历史追记用词，不应机械认为吕即吕城。如不是这样，史记怎不直接写明封于南阳吕城?固然，史记言简意赅，也决不至于为省一“城”字，而留疑窦于后世。这是其一。
    其二，引用国语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能否以此证明伯夷封国于南阳?
    对“成周”二字在这里的解释，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载文和有关古文献注释：成周，原系商代之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之东。当周武王崩，成王即位时，因年少，由周公旦摄行天子事。于是，武庚与管叔、蔡叔、霍叔，即以周公阴谋篡位为藉口，起兵叛周。周公平定武庚三监之乱，于东征胜利后(一说于成王七年)，主持营建洛邑，将商遗民中的贵族徙居于此，以便监督，是谓成周城。东周敬王四年(公元前五一六年)以王子朝之乱，自王城迁都于此，赧王复还都王城。战国时改名洛阳城。由此可知，成周在这里乃时间的代名词。“当成周者，南有申吕。”亦即是说：“在西周初年的时候，南(阳)已有申国和吕国。”这与“吕城，在南阳西南三十里(西)周穆王时封吕侯于此”对照，只是用词不同，在史实与时间上并无多大差别。如对国语史伯说没新的解释，怎会证明虞夏时代的伯夷即封国于南阳呢!
    其三，以《左传》记载“楚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事，考证“楚有申吕时，新蔡属蔡，非楚邑”，能否说明伯夷封国“当以在宛县为正?”
    据查阅《左传》，楚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时在东周简王二年，鲁成公七年，楚共王七年，亦即公元前五八四年。《左传》记载的全文是：“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从时间上看，它距公元前六八八年楚灭南阳申吕，已相隔一零四年；距公元前六五六年宋并新蔡古吕，已相隔七二年(古吕灭国见下文兴灭国考)，这说明以此作伯夷封国的佐证，已不具说服力。再从《左传》这段文字看，如仅作考证“楚有申吕时，新蔡属蔡、非楚邑，”无可非议。如以此证明伯夷封国当以在宛县为正，笔者实不敢荀同。试想，两个吕侯国封国时间上下相距千年，亡国时间相距三十二年，且一个亡于楚，一个并于宋，二者本非一体，怎能相提并论，张冠李戴，合二而一。
    不过，这里面还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新蔡、南阳两地相距仅二百多公里，为什么从西周至春秋初年，会同时存在两个吕候国?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通志·氏族二》、《史记·陈杞世家》等文献记载，综合分析认为，南阳吕侯因佐周灭商有功，周穆王封国于吕城，正当初必时期，且身负防御南蛮骚扰的重任，为周王朝所重用；这时，新蔡古吕国侯人为司寇，作吕刑，因国内无君主，已不成其国。至宣王世又改吕为甫，古吕国名从此消失。春秋时，虽又延续一百多年，则处于附庸国地位，史书已多不记载，名存而实亡。可是，在它正式灭亡前，仍保留住侯国的实体。
    之所以说伯夷封国在新蔡：
    据古今文献考证，认为伯夷封国在新蔡者很多：如“二十五”史中的前汉书、后汉书、新唐书，久负经典著作盛名的通典、通志，以及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竹书纪年》、朱·乐史《太平寰宇记》、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宋·罗泌《路史·国名记》、清·袁了凡《资治纲鉴补》、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晋《诸山记》、清·田文镜《河南通志》，清·阿思哈《续河南通志》、明·清《汝宁府志》、《新蔡县志》、当代《河南新志》等，无不在本书正文中认定：新蔡原为古吕国，春秋时，蔡平侯迁都于此，改名新蔡。《河南通志》、《续河南通志》，为区别干其后的吕氏诸侯国，则分别称它为“上古”吕侯国、“唐虞夏商’，古吕国。现以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文为例，其文曰：“吕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为诸侯，号共工氏，有地在弘农之间。从孙伯夷，佐尧掌礼，使徧掌四岳，为诸侯伯，号太岳。又佐禹治水，有功，赐氏曰吕，封为吕侯。吕者，膂也，谓能为股肱心膂也。其地蔡州新蔡是也。历夏、商世有国土。，至周穆王，吕侯入为司寇，宣王世改‘吕’为‘甫’。春秋时，为强国所并，其地后为蔡平侯所居。”这段仅仅一百二十字的短文，不仅明确指出新蔡是吕侯伯夷的封国，且高度概括了吕侯先祖及其吕侯国的全部历史。言之凿凿，令人信服，无可质疑。
    从新蔡缙绅、士庶怀念伯夷的举措验证：据原在新蔡旧县衙做事的百岁老谈：民国年间，县衙大堂息一巨幅横匾，黄底黑字，古色古香，上书“古吕侯国”，四个大字，字体苍劲有力。相传此匾出自北宋，历宋、元、明、清、民国五代，八百多年，虽屡遭兵燹匪祸，改朝换代，而这块匾却完整无缺的保存下来，一直悬于大堂上。又据当地有识之土谈，此匾为北宋宰相王安石手书。悬挂此匾的目的，就是为使新蔡邑宰、缙绅、士庶知道，新蔡早在虞夏时代即是吕侯伯夷的封国，要效法伯夷佐禹治水，造福于民的精神。
    《新蔡县志》载：清·康熙年间，知县吕民服，捐俸建一所规模宏伟的“大吕书院”，作为儒生读经、习礼的场所。落成纪念碑由吕民服亲自题词曰：“昔唐尧命伯夷典礼，佐禹治水有功，封吕侯于此地也。”书院“时雨堂”供俸吕侯伯夷。至今，大吕书院的部分建筑物犹存，法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吕民服，硕学鸿儒，出仕为官，对其先祖是经过详实考证的。他甘捐俸禄，在新蔡县城建“吕侯祠”式的书院，且命其名曰“大吕”，事出有因，发人深省。
    民国年间，本县士人赵协久，自筹资金，在李桥镇开办“大吕中学”一所，每年分春秋两次招生。据原在该校就读者谈，每举行新生入学仪式，赵必向新生讲大丹中学校名的涵义。教育新生入校勤奋学习，将来要像伯夷一样为社会造福。当今新蔡城关镇命名为古吕镇，城关镇学校、商店亦多命名为古吕中学、古吕小学、吕光商场、吕城酒家、有吕工艺社等。
    从历史文化遗迹考查鉴定看：大吕亭、小吕亭、吕都城都是伯夷封国于新蔡的标志。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安金槐、研究员李景华先后实地勘查了这些文化遗迹。蔡平侯在吕都城基础上重建的春秋故城垣遗址，至今仍依稀可辨。古城东北隅缺一角，呈菜刀形。城垣周长八六一五米，占地五八零万余平方米，相当于今县城(老城)的二·五倍。故城内宫殿、庙宇、作坊、冶炼等遗迹，虽荡然无存，但却在故城东门里挖出新石器晚期的石器、陶器、骨器，如石斧、石箭、骨槌、草木灰和夏文化层。并在靠近大吕亭遗址西面的老龙头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鼎和碎陶片。认定新蔡县城为春秋故城，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三年四月，又在今县城东南隅，故城垣外的古墓群一古墓内，出土的青铜器有剑一把、戈一把，馆陶器皿有豆、鼎、方壶、链盒、铭器等。器物在地表一米以下，鉴定为春秋时的古墓群。据台湾万良《新蔡地理略志·冢墓录》载：吕侯墓群在故城东北隅。今刘海子村的南面和东面有几座古冢，疑为吕侯墓。
    从新蔡当时的地理位置看，唐虞夏时代，新蔡为中原的咽喉要塞，禹贡为豫州域，古地图：为东夷之地。地处夏都阳城的东南方，南临江淮，北濒黄河，为广阔冲积平原地带。境内澺、汝纵横，水系交错，且气侯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据考古学家对新蔡挖河出土的兽骨化石鉴定，距今三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新蔡即是人类聚居、繁衍生息的地方。
    黄帝时代，炎黄二旗联合，在河北涿鹿打败了蚩尤(三苗、九黎族首领)之后，苗黎族退居到江淮流城，仍经常向北方骚扰，与华族不断发生战争。《史记·五帝本纪》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为平息江淮战乱，稳定局势，疏导九河，平治水患，发展农耕，帝舜封原任大理的重臣皋陶于皋(今安徽省六安)。禹即帝位，又封皋陶长子、襄佐治水有功的伯夷于吕(今新蔡)。不言而喻，是让二者胁调一致，互相配合，控制江准，牵制三苗，稳定中原。而且，伯夷是东夷族首领，江淮中下游乃东夷族人聚居之地，这对促进东夷族与戎夏族的联合融合，调动东夷族青壮年，以战三苗，都是极其有利的。
    综上所述，有理由得出如下结论：
    新蔡故城，是虞夏时代，伯夷受封的古吕侯国，有古文献可考，有文化遗迹可据。
    南阳吕城，乃西周初年，穆王授封的吕侯国，有经典可查，有古地图可证。
    新蔡吕与南阳吕，同为炎帝后裔，同为姜姓，同为候国，同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所不同者仅封国时间的先后而已，岂有他哉。
    二、都城考
    对古吕侯国都城的位置，史书志书记载亦不统一：《竹书纪年·西周地形都邑图》载：“吕在新蔡北。”《水经注》曰：“新蔡县东青陂之东对大吕亭，西南有小吕亭，故此称大”。《太平寰宇记》曰：“新蔡县(汝宁府)东南一百八十里，六乡·古吕国也。”《汝宁府志》曰：“新蔡县城，古吕国城，即春秋蔡平侯迁国时所建。”《新蔡县志·吕城》曰：“自昔吕、蔡封建时，即有都城，今四关外古城是也。”综合上述。可分吕在新蔡北。吕在新蔡东，吕在六乡，吕在春秋故城四说，前者以大吕亭遗址为标志，后者以故城文化遗迹作鉴证，似乎各有道理。经实地考察是：
    大吕亭，在今县城东北隅约四华里，位于古澺水(今称洪河)之南，莲花湖(俗谓东大湖，因位于古城之东而得名)之北，青陂(俗渭龙头丘陵，因形似一条蜿蜒的苍龙，欲向莲花湖腾飞而得名)的东面，蔡台之西坡，傍阜面水，环境清幽，风光秀丽。明《新蔡县志·古迹·古志八景》曰：“缘我蔡为古吕侯国，故今有大吕亭，乃吕侯母后宫寝之遗址，俗称为吕太后梳妆楼。”
    小吕亭位于今县城东北角城壕外涯，故城的缺角处，花台子的东坡。背倚繁花似锦的高匠，面向碧波干顷的莲花湖，与大吕亭遥遥相望，传为吕侯宫寝和处理国事之所。《新修汝宁府志·新蔡县志》曰：“小吕亭在城外东北隅，唐尧时吕侯之亭，今只存上墓。”
    从大吕亭遗址向西北方千米处，有张六庙村，原名张六庙店，因村内外有六座古庙宇而得名。旧为县北集镇，因紧靠澺水码头，十分繁华，是吕都城郊商贸市场，盖此处乃为古六乡之地。
    根据调查，综合分析认为，今新蔡县城四关外的古城垣遗迹即古吕国都城。大吕亭与六乡乃都城的近郊区，是都城的组成部分。因上古的诸侯国是在原部落群的基础上演变的，其组织形式虽有所改进，但仍浓厚地保留住原部落群的特色。根据当时的自然环境，氏族关系，生活习性，一国之民仍多集中于都城。平时，为了谋生，则多分散居住于城郊有水源的地方，从事渔猎、畜牧、农耕生产。这样以来，就出现了“国小都城大，城小郊区大”的异常现象。从这个角度着想，为有利于吕太后颐养天年，有利于吕侯工作和休息；大吕亭和小吕亭的建筑布局也是合理的。故昔人作歌曰：峨菁菁，郁芃芃，大吕亭畔看桃李；礼肃肃，乐穆穆，小吕亭下听弦歌。
    三、疆域考
    上古时代，诸侯国的疆域虽有成规，但界线并不十分明显。当时地广人稀，诸侯国的整体结构多集中于都城附近。距都城较远的地方，多为森林、草原，可以随便放牧、渔猎，很少居民。后来，随着人口繁衍，氏族分裂，才又逐渐分出若干部落群，迁徙于便于生产生活的地方安家落户，而形成新的城镇或村落，且在长期生活中，留下许多文化遗迹。
    对古吕国的疆域，据考查，在新蔡及其邻近县边境内，以吕氏命名的村落、集镇、湖泊、河流、桥梁遍布。如城西有吕湖、吕沟、吕岗、吕塘坡；城东有吕寨、闾(吕)沟桥、吕家桥、姜寨(相传为吕尚故里，现属安徽临泉)；城南有闾河(亦即吕河)，发源于正阳县北部，流经息县包信，后由新蔡许埠入汝河，沿河有吕台等遗迹，这此都是因吕氏分布而得名。到[周]春秋时期，古吕侯国的城邑尚有古吕城(今县城)，栎城(今县城北部的野里店)，繁阳城(在今县城北部韩集附近)，壶邱城(在今县城东南王里店附近)，鮦阳城(在县城东北部，原属新蔡，现属安徽临泉)，楚王城(在县城东北部)，葛陵城。再据考古发现，在新蔡境内，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迹：沿洪河(含洪、汝汇流后的大洪河)流域，西部有周、黄、平冢、魏冢、蛤蜊冢；东部有望城寺、金丘冢；北部有九龙口、蚓冢、人祖庙、老龙头。沿汝河流域，西部有凉马台、铁台；南部有清凉寺、郭冢、冢子怀等。这些遗迹，虽因年代久远，原名湮灭，但是可证明它是夏商或夏商之前的村落或古墓，亦可佐证吕侯国疆域所至。
    据此判断，古吕国的疆域应是：南至息县的北部，北与项城接壤，东至临泉西部；西与平舆交界，南北约百里，东西约百二十里。这与古代诸侯五爵三品分封制：“公候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基本相符的。
    四、兴灭国考
    根据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郑樵《通志·氏族二)记载，参考其它义献资料，对古吕侯国约一千五百年的发展变化历史，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
    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初，禹封伯夷为吕候、置吕侯国，至夏后帝启六年伯夷薨(见竹书纪年)，这阶段约十五年，为兴国时期，亦即鼎盛时期。新唐书曰：伯夷“佐禹治水有功，赐氏曰吕，封为吕侯。吕者，膂也，谓能为股肱心膂也。”这是对禹封伯夷为吕侯的写照，可知伯夷封国在诸侯国中的优越地位。
    从复后帝启六年，伯夷长子大廉袭父封(见李汉魂《岳武穆年谱》下引《岳氏金陀宗谱》)，至西周初期，这阶段约计千年以上，为和平过渡时期。新唐书曰，历夏商世有国上。通志曰，历夏商不坠。可知古吕侯国在这期间没发生大的变化，一直保持住侯国地位。所以能够如此，除伯夷子孙精明干练，勤奋治理国事外，与夏后帝启正式建立三权世袭制度，开始向中国历史上“父终子及”的“家天下”过渡不无关系。
    从公元前一Ο二四年，吕望封齐，离开故国，至春秋吕姜为卫庄公(公元前七五七至前七三五年在位)妃时，这阶段约计三百年，为没落时期。这期间，国内发生三次大变故，可说是导致没落的主要因素。一是吕尚离开本国，国内时无贤明君主理政，开始走入下坡路；二是周穆王时吕侯人为司寇，作吕刑(又称甫刑)，国内一时无君，衰弱形势每况愈下；三是周宣王世改“吕”为“甫”，古吕侯国的国名从此消失，而演变为甫国。进入春秋时期，由于诸侯国之间争强称霸，而发起“强凌弱，众暴寡”的侵略战争，许多小国被兼并而灭亡。这时古吕(甫)国，虽曰其国犹存，但已是岌岌不可终日，从此消声匿迹。《史记·陈杞世家》曰：“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古吕(甫)侯国当亦属此类。
    从吕姜为卫庄公妃，至其国被宋兼并，这阶段约计一百年，为消亡时期。这期间多半为强邻蔡国的附庸，名存实亡。
    对古吕侯国的灭亡，新唐书谓春秋时为强国所并，通志谓为宋所并，而对灭亡的确切时间没有说明，其它史书亦无记载。笔者据《春秋》载文判断，古吕侯国既为(强国)宋所并，应在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六五六年)正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师联合侵蔡时，因蔡溃败，自顾不暇，作为其附庸的古吕(甫)国，便被宋乘机吞并。这样认定的依据是，《春秋》在记载这次联合侵蔡，与同年十二月，齐、宋、鲁、卫、郑、许、曹联合侵陈两事件后，附文指出：这是霸国大夫会诸大夫侵占他国领上的开端。这说明宋并吕的时机已经成熟，朱国绝不会轻易放过。再者，据《春秋》记载，宋国在此之前，因常受齐、郑等国征伐，国力削弱，也不具备发动侵略战争的条件。到周厘王四年(公元前六七八年)，齐、宋、陈、卫、郑、许、滑、滕同盟于幽(宋地)后，宋国虽形势缓和，国力日盛，终成为诸侯国之霸主，但在春秋期间，未有再次侵蔡。这说明宋兼并古吕国的时间，只能是这次八国联合侵蔡时。
    古吕侯国灭亡后，在春秋期间，其国土，时而归宋，时而归陈，时而归楚，但在楚灭蔡之前，多半时间属蔡。蔡平侯所以能徙都于此，也是这个缘故。
    (本文在1994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在驻马店市召开的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

春秋沈国故城位置考辨
张耀征

    春秋沈国的位置，今有三说：一说在安徽临泉县境，一说在河南沈丘县境一说在河南平舆县境。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认为沈国故城在今平舆县境。
    一、临泉“沈国”故城寝丘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沈，国名，“其地在安徽阜阳县西北一百十二里之沈丘集，西北距河南沈丘旧县治三十里，约今临泉县。今沈丘县则已移于旧治北之槐店。”杨伯峻、徐提主编的《春秋左传词典》，张习孔、田珏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均主此说。近年成书的《中国名胜词典》也说：“沈国故城遗址在安徽省临泉县城西侧。沈乃春秋小国，姬姓，子爵，故名。城址居高地，三面环河，夯土城墙突出地面，南北长约1.5公里．宽约1公里，南垣紧靠流鞍河。河南岸老丘堆，周约一里，传为沈子聃季墓地”。
    此说主要依据《太平御览》卷159《州郡·颍州》条引《史纪》曰：“蒙恬伐寝丘，今汝阴县有寝丘故城在焉。”《吕氏春秋》曰：“楚孙叔敖戒其子曰：‘我死必封汝，无受利地，荆楚之间有寝丘，其地不利，可长有也’。其子从之，楚封功臣二叶而灭，唯寝丘不夺，一名沈丘。”孙叔敖是春秋楚国期思(今淮滨)人，楚庄王拜他为师，官至令尹，甚受敬重。在他辅佐下，楚国空前强大，称霸中原。孙叔敖诫子求封寝丘的故事，《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宝》和《史纪·滑稽列传》，记载甚详。
    楚庄王在位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13—591年。而沈国的灭亡在前506年，时沈“亲楚”不二，且尚距沈倾国85年，楚庄王绝对不会把沈国的国城及疆城再分封给孙叔敖，足见寝丘位于楚地，但不是沈国都城。
    有关春秋以后寝丘的沿革，史载甚明。战国为孙叔敖之食邑。因地名凶险不详，去“丘”称“寝”。公元前223年，秦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汉置寝县，属汝南郡。西汉末年。王莽改称为“闰治”，东汉时称“固始”。晋“分汝南立汝阴郡”，固始属汝阴郡。南朝宋分汝南立新蔡郡，固始属新蔡。《宋书·州郡志》曰：“固始令(县)故名寝丘之地也，汉光武更名，晋成帝成康二年，并新蔡，后又立。”北魏主中原仍立新蔡郡，固始县属新蔡郡。沿袭“至隋不改”。隋文帝开皇初年，为利于灭陈战役，统一江南，废设置于蓼县(今河南固始境)的浍州及其所属的弋阳郡，设固始县。可见寝丘——固始，和沈子国并没有因果联系。《中国名胜词典》所说安徽省临泉县境的春秋“沈子国古城址”，实为春秋楚国寝丘故城，楚庄王名相孙叔敖之子所封邑。至于《太平御览》所云寝丘“一名沈丘”，可能是宋代沈州或沈丘县管辖到寝丘故城一带；也可能是宋代沈丘县治曾一度迁到寝丘一带；也可能是宋代沈丘县治曾一度迁到寝丘一带，但是即使这种可能性得到证实也同样与沈国的疆域无涉。
    二、沈丘境“沈国”故城丘头城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沈国条载：“沈，周国名，姬姓，子爵。春秋灭秦(误，当作蔡)，今安徽阜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有沈丘集，即其地。”又曰：沈丘“故城在今沈丘县东南三十里，明徙今治。”
    “沈丘”之地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取沈州之“沈”，丘头(或名武丘)之“丘”，合称“沈丘”。杜佑《通典》卷177《陈州·汝阴郡》“沈丘县”条载：“沈丘，隋置沈州，神龙初，分汝阴置此。魏王凌欲兴兵讨司马宣王，宣王觉，自(率兵)往袭，凌惧，面缚丘头，因曰武丘即此。”从这则史料可知：沈丘原名丘头。魏王凌面缚丘头的故事见《三国志·王凌传》和《晋书·宣帝纪》。丘头更名武丘，见《三国志·三少帝纪》。丘头滨颖水，是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的军事重镇，因司马昭时诸葛涎曾驻军于此，公元258年3月诏谕天下更名“武丘”。
    关于武丘的位置，《水经注》卷22《颍水篇》记载的相当明确。其曰“颍水又东经临颍城北，城临水阙南面，又东经云、阳二城间，……又东经丘头，王凌面缚水次，故号武丘矣。”参照《三国志·王凌传》所引干宝《晋纪》等文献资料可知：司马懿命步骑六百押王凌回京城洛阳乘舟的航行水道是颍水，路线是从丘头逆流西北至洛阳。当船行至项(城)贾逵祠，王凌饮鸩而死。诸史互证，丘头在项(城)东南。也就是说：隋唐沈州、沈丘县，治所在项城东南的颍水之滨。
    综上述可知：安徽省临泉县境的所谓春秋沈国故城，实为春秋楚国寝丘，地近胡国。东汉名为“固始”。隋代于弋阳郡蓼(城)置固始，该故城废。时陆路交通工具不便，漕运发达，继于颍水之滨的军事重镇丘头(武丘)置沈州及沈丘县，原固始县的主要区域分别改属颍州的汝阴县和沈丘县。寝丘故城改属汝阴县所辖。故《太平御览》卷159《州郡部·颍州》条载：“今汝阴县有寝丘故城焉。”至于《御览》该条补充所云：寝丘“一名沈丘”则是节外生枝，有悖于《通典》。而明代学者陆应阳《广舆纪》所说：“古沈子国，隋沈州，唐沈丘。”无疑是对这一讹误的发挥、补充和完善。导致今人视临泉境或沈丘境有沈国故城为“信史”。
    近年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魏豫州》部分所绘的项县(今沈丘)位于颍水之南，武丘位于项县东南的颍水之阳，固始(即寝丘)治所在今临泉，合乎《水经注》等文献资料的位置。此外1979年版《辞海》“临泉”、“寝丘”、“沈丘”诸条皆不载其地有春秋沈国故城。
    三、平舆境沈国故城考辨
    东汉人应劭在注解《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平舆”县条时说：平舆“故沈子国，今沈亭是也。”《后汝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所载略同。言称平舆故城是春秋沈国国都。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春秋沈国末代国君沈子嘉的后裔。其在《宋书》卷100《自序》中记：“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南史·沈约传》从其说。《通典》和《元和郡县志》二书亦曰：“平舆古沈子国，今沈亭是也，汉旧县。”
    关于春秋沈国的位置，《水经注·汝水篇》载，汝水支脉“又东南经平舆县故城南为澺水。县，旧沈子国也，有沈亭。春秋定公四年，蔡灭沈，以沈子嘉归，后以为县。”唐代以后诸多的文献资料，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民国年间成书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兼及明清、民国年间的汝南地方志等，一致记载：春秋沈国故城在汝阳(今汝南)县城东北，今平舆县城的射桥乡古城村一带。
    据考察，该故城距今平舆县城20公里，位于澺水之北，距澺水约4公里，其东南17.5公里的杨埠乡葛仙翁村一带，有葛陂遗址。该故城内有押龙沟、绑龙桩、斩龙台等古迹。传说押龙沟是当年蔡国军队攻入沈都，索绑沈子嘉的一条古道，千年大路流成河，如今变成一条古沟。绑龙桩是缚绑沈子嘉的桩柱遗址。斩龙台是斩杀沈子嘉的断头台。其次该故城内还有张明府祠(又名令公庙，汉代兴建，所代时废时修，民国年间还有保存，1950年以后废弃。民国二十七年《重修汝南县志·名胜古迹摄影》保存有该祠的照片)，王壶公费长房上天处“上天桥”、“通天路”(上天桥旁的一棵古树)等古迹。与《水经注·汝水篇》所载基本吻合。
    近年对该故城遗址进行了实测、钻探和局部发掘工作，东西长1350米，南北宽1500米，文化层厚度约1—5米，呈长方形。在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中，该故城遗址出土了簋、奁、青铜剑、陶拍、圜底罐等春秋青铜器、陶器。在文化层表面捡到了鬲、鼎、罐等春秋陶器片。故城南的春秋战国墓地曾出土一批骨币。在该故城遗址范围的大徐村，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出土了一批汉代钱范等。这些为该故城系春秋沈国故城，及其沿革关系提供了实物根据。
    (原载《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作者系平舆县文化馆馆员)

安成故城考
张耀征

    安成又名“安城”，两汉置县，属汝南郡，曹魏豫州州治，是豫南地区一个历史最悠久的故城。安成故城的位置，久已不清。民国十七年《确山县志》记载在确山县境；民国二十五年《正阳县志》记载在正阳县境；民国二十七年《汝南县志》记载在汝南县境，《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近年成书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从“正阳说”，但问题不等于已经获得解决，至今仍有争论。
    近年笔者翻阅了一些资料，并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证实安成故城在今河南平舆县境。
    确山境内的“安成”，今遍查明、清以前的地理志、地方志并无此名，只有《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下辖有“安昌候国”，其故城在今确山县西。“安成”、“安昌”均有一“安”字。又同在汝南郡内，而且是近邻。东汉至隋安成县名土辈出，为国史所称誉。民国人纂修方志美化乡土，乱拉名人风靡盛行，所以确山县志的编者就把位于当时汝阳县境内的安成故城，与确山县境的安昌故城混为一谈。如：西汉人周燕，《汉书》无传，生平事迹记载在《后汉书·周嘉传》中，“周嘉字惠文，汝南安成人也，高祖燕，宣帝时为决曹掾”。周嘉系汝南安成人，周燕虽没著籍，但他是周嘉的祖上，按史籍通例当然也是汝南安成人。但民国十七年《确山县志》却误书“周燕汝南安昌人”。周燕以下的安成籍人或记“汝南安成人”或书“汝南安昌人”等，相当混乱，显然是把“安成”与“安昌”混为一谈。
    正阳县境有安成故城是据骊道元《水经注》卷九《汝水》：“汝水东南经平舆县南，安成故城北”一语。北魏时，安成故城确实位于汝水南，隋代汝水汝东(今汝南县城东南)段曾经有一次改道，“经过这次改道，位于鸿隙陂西北隅的安成故城由汝水南变迁为汝水北”(见笔者撰《汝水变迁考》，载《中州今古》1985年第3期)。所以《水经注》：汝水东南迳“安成故城北”语不能证明安成故城在今汝河之南，更不能证明在正阳县境。
    另一个资料根据是安成故城在汝阳县东南七十一里(或作七十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皆从之。其实这一说也靠不住。目前所见“七十一里”说的最早记载是张守节的《史记·魏世家正义》。张注释《史记》中古地名，查阅的主要地理文献资料是唐李泰主编的《括地志》。安成县城废于北齐，距《括地志》成书的唐初为时不远，资料应当说是可靠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张守节在《史记·秦本纪》和《史记·魏世家》关于秦军攻取魏安成的同一史事中，注释安成的位置，两次引用《括地志·豫州·安成》条，一说：“括地志云：‘安成故城豫州汝阳东南十七里’”。一说：“括地志云：‘安成故城，在豫州汝陵县东南七十一里’。”这可能是作者笔下失误，也可能是校对或排版上的疏忽。但“七十一里”说把豫州“汝阳”误书为“汝陵”，讹误的痕迹十分明显，至南宋《括地志》一书散佚后，清代学者孙星衍在辑佚时，不分禾莠二说兼记。其曰；“安成故城在豫州汝阳[旧作陵误]县东南十七里(《史记·秦本纪正义》)，又《魏世家正义》作七十一里。”从而造成文献资料上的紊乱。
    继《括地志》之后，李吉甫主编的《元和郡县志》对豫州安成故城的记载，也是引自《括地忐》，曰：安成故城在豫州“汝阳东南十七里”。可佐证张守节《史记·魏世家正义》及后人引抄辑佚造成的混乱。
    正阳县境的所谓“安成”故城坐落在寒冻集西，距古镇寒冻大约3.5华里，故城遗址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1200米，城垣比城池高二至四米，城垣遗址内砖块瓦砾遍布，据有关剖面鉴定，下层是战国至汉代建筑堆积，上层是元、明、清寺庙建筑堆积。今为正阳县寒冻乡固城学校的所在地。当地只名“固城”并无“安成”之说。据嘉庆《正阳县志》记载，当年正阳县志的编写者在撰写古迹“安成”条时，也参考了元、明《一统志》、《汝宁府志》、《汝阳县志》等。由于这些志书只断言安成故城在“汝水北”，没有写出详实的位置，所以他们认为固城即是“安成”，之所以名为固城，是当地百姓讹传的结果。至于元、明《一统志》，则言“编次疏舛”不可笃信。但也有少数人仍尊重《元和郡县志》、《一统志》安成在“汝阳东南十七里”、“汝水北”说的位置，对县志主持者“擅翻旧案”的作法持否定的态度。正阳县人王广、文廷诏曾步行到汝河北岸实地考察，由于他们循汝水走访了数十里，不但无故城遗址。又见皆是低洼易涝之地(注：此为汉代人型水库鸿隙陂遗址)，不能筑城，所以返回后消除怀疑，把固城解为“安成”。但应当指明的是，他们既没有遵循安成故城位于汝阳城东南，距汝阳城十七里的资料线索，活动又机械的局限在汝河北岸，结果“固城”即“安成”说在《正阳县志》中认作定论遗谬后人。
    此后，不少文人学者对这一结论仍有不同程度的怀疑。如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六月二十日，正阳县文人叶阴旿在他撰写的《重修固城寺碑记》中写道：
    “县治东北六十里，吾固城废址，痕迹宛然，而按之县志，询之耆老，莫知建自何时，盖其弃置也，久矣，郡志云：汝水南七十里有故城，土人讹为固城，正阳旧志，则仍为安成，岂因其城既废之后，人固以故城呼欤!”(民国二十五年《重修正阳县志》卷六《艺文·集文》)。
    其实，固城之名并非上人“讹传”，史志和金石资料也不乏记载。如《魏书·地形志》记载了北魏汝南郡下辖上蔡、临汝、平舆、安成、西平、濯阳、阳安、保城八县，其中临汝条载：“临汝刘裕置，魏因之，有固城”嘉庆《汝宁府志·古迹》也曰：“固城，在正阳县东北七十里，汉建属汝南郡”。民国二十五年《重修正阳县志》还记载了隋固城寺碑、固城寺鼎炉及有关固城寺的详细情况。
    可见，在北魏时“安成”、“固城”同时存在，到了隋代，固城中还建立了固城寺院，固城成为豫南的佛教名城，庸代最为兴盛，至民国初年寺院颓废。所以《正阳县志》说“土人”把安成讹传为固城是缺乏依据的。汝阳东南“七十一里”处的正阳县寒冻乡固城寺，确系同城遗址，并非“讹为”或“讹传”。
    汝阳县境内有安成故城，除见于《括地志》、《史记·正义》、《元和郡县志》之外，又见《明一统志》、清顾祖禹《读书方舆纪要》及明、清汝南的地方志。如明李本固的《汝南志》、嘉庆《汝宁府志》、康熙《汝阳县志》、民国二十七年《重修汝南县志》等。诸志不仅记载安成故城在府城东南十七里；汝水北，还阐述了安成故城的建置沿革：春秋属楚，战国时期，诸侯争雄逐鹿中原，安成一度属于三晋之一的魏国。汉立安成县，属汝南郡。三国时期安成属魏，是魏豫州州治所在地，达到鼎盛时期。后为县，北齐县废。以后为豫州汝阳县地。民国初年汝阳更名“汝南”，属汝南县，1951年4月汝南析置平舆县，汝东大部划归平舆县，安成故城改属平舆县境。
    据实地考察，安成故城位于汝南城东南，平舆县西南35华里的老王岗乡兴旺店村委之刘庄、朱冈村一带。其西北距汝南县城十七华里，南距汝河六华里。完全与文献资料所载的位置、距离吻合。令人遗憾的是：当年“留心地理”的正阳县文人王广、文廷诏未能涉足这里。故城东南十三华里处的小冈村，故名“东冈”，亦吻合康熙《汝阳县志》的位置。此与“十七里”、“汝水北”说可为互证。故城北靠先秦汝河故道，东毗汉代大型水库鸿隙陂遗址，由于受水道和陂泽的影响，北城垣东西长约500米，南城垣东西长1200米，南北宽1200米，呈梯形状，遗址内砖块瓦砾遍布，以汉砖残块、汉筒瓦、板瓦残片为多。近年曾出了一些古井、汉磨、饰绳纹的陶制地下管道，及小件铜器、玉器、五铢、货泉等古币，时而发现古建基础。占城南是一个汉墓群，此地号称“十八冢”。是安成籍世家豪族的茔地。其中马冢村附近几座大墓，封土甚高有夯迹，周围遗有围绕的垣墙基础。这些墓皆掘毁于1958—1973年间，器物荡然元存，今仅遗墓中数块画像石残块等。至今，当地群众仍称该故城为安成故城。
(原载《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射桥古城考
许齐平

    射桥古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平舆县射桥乡占城村一带，该古城南距今平舆县治约20公里，东距射桥集1公里，在洪河之北约4公里处。笔者认为该古城，即春秋姬姓沈子国，楚邑、秦县、西汉平舆县治和西汉汝南郡治故城遗址。我现将管见所得，陈述于后，敬请方家指正。
    一、射桥古城的历史和现状
    清至民国时，射桥古城还保存有大量的历史文物。据清康熙时《汝阳县志·卷二》古迹载，该故城内有汉平舆□门，有汉平舆令张熹因天旱祈雨，积薪自焚处遗迹，及其坟墓、祠堂与众多的碑刻。民国二十八年《重修汝南县志·名胜古迹摄影》复印有上述古迹的照片。很多诗人去该故城游览时，写下不少动人的诗篇。清付孕岱有游汉平舆《□门》诗：“春明几度雨，一望古城东。极目平原上，高飞万里鸿”。李映午写道：“溱□宜春县，汉时平舆城，云垂堤岭直，桥近树荫平”。陈联壁：“沈国遗迹激水西，杏花历乱乌空啼，回思文献风流地，欲陟龙门未有梯”。按激水即今天射桥的茅河，历史上可行大船，北通周口，东往沈邱、项城。
    该故城民国时还保存有汉三眼井一口，现在还有押龙沟、绑龙桩、斩龙台和汉城墙残余土堆等古迹。相传押龙沟是春秋蔡灭沈时，俘虏沈国君子嘉处，绑龙桩是捆绑他的桩柱遗址，斩龙台是斩杀沈子嘉处。
    以上张熹自焚处遗址，及其坟墓、祠堂和碑刻等，建国前我亲自看见过，而且在南北朝时的《水经注》里，得到了证实。据《水经注》澺水篇载，平舆“本汝南郡治……城南里许有神庙，世谓之张明府祠。庙前有圭碑，文字紊碎，不可复寻。……按《桂阳先贤画赞》，临武张熹自委智为平舆令，时天下大旱，熹躬云未获嘉应，乃积薪自焚。主簿崇小史、张化从熹焚焉，火既燎，天灵感应，即□雨”。建国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及驻马店地区文管会和平舆县文化馆，曾先后到该故城考察。1982年和1983年春，驻马店地区文管会从各县抽调文物干部组成工作组，去该故城进行实测、钻探和局部试掘工作。该故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1350米，南北约1500米。文化层厚度约1—5米。有东、西、南三个城门。东、西门都在古城村东西大道上，南门在该村南的小路上，故城城墙仍断续残存，城基、城壕清晰可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故城遗址范围内的大徐庄，曾挖掘一批汉代饯范。在城南还出土过一批骨币。考察时还发现居民房屋上，有很多粗、细布纹汉砖和汉子母砖。在农田水利建设平整土地时，曾出土有青铜剑、汉代桥纽铜印、铜镞、戈、戟、簋、奁及陶拍、圜底罐等陶器。在文化层表面，可看到很多鬲、鼎、罐等陶器碎片。这些都为研究春秋沈国故城及其以后的历史沿革，提供了大最的实物依据。
    二、射桥故城历史地理考证
    春秋沈国与汉平舆的地望。《左传》文公三年：“庄叔会诸侯之师伐沈”。按沈即春秋沈国。晋杜预《左传集解》说：“平舆北有沈亭”。东汉应劭注解《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平舆时说：平舆“故沈子国，今沈亭是也”。《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记载与此略同。南朝《宋书》作者沈约，是春秋沈国后人，他在《宋书·自序》中也说：“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由此可见，春秋沈子国是在平舆。《水经注》汝水篇有详细说明。“汝水又东南左会澺水……东南流经平舆故城，南为澺水，县旧沈国也，有沈亭。春秋定公四年，蔡灭沈，以沈子嘉归，后以为县。史记曰，秦将李信攻平舆，败之者也”。按澺水即流经今射桥故城南的洪河，郦氏根据澺水流向和史记证实了春秋沈国、汉平舆县治，确在今射桥古城村。从他称平舆为故城，还可证实汉平舆县，此时已被废。《魏书·地形志》所记的汝南郡平舆县，是北魏在今平舆县西南老王岗附近(近人误认此为安成故城)又设置的。平舆后来在北齐和唐贞观初，又两次被废，唐天授二年再次建市，治所即今平舆县城。这些变化与汉平舆很易混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明万历时的《汝南志》，都误认为汉平舆在今汝南东南六十里(今平舆县城)。然从隋唐至近代的历史文献，如清康熙二十九年《汝阳县志》皆记载，汉平舆故城在射桥西北。由此可证明，今河南省平舆县射桥乡古城村，确系春秋沈子国、楚邑、秦县、西汉平舆县治遗址，而且根据班固《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条，西汉汝南郡治所，也设在那里。
    西汉汝南郡治，清代以后出现了异议。清闫若璩在《四书释地》里，据《汉书·翟方进传》载：“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和《水经注·汝水》：“汝水又东南过汝南上蔡西”，否定了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在平舆之说，断言汝南郡治在上蔡。
    杨守敬在《水经注疏》里说：“汝南郡按汉志全云故属颍川、南阳二郡，秦汉之际属楚，分置郡治平舆。闫若璩谓郡治在上蔡，以《翟方进传》知之，核方进传，不足为郡治之据”。又谓《水经注》说：“汝水过汝南上蔡西”，是“郦氏特因经言汝南上蔡，遂于此连叙郡县，非谓汝南即治上蔡也”。杨守敬说的很对，郡县连叙，实际与郡治无关。仍以《水经注》为例，如《水经注·颍水》说：“颍水出颍川阳城少室，……又东南过阳翟县北，……又东南过汝南濦强县北”。这里汝南和隠强也连叙，但不等于西汉汝南郡治就设在隠强。
    关于西汉汝南郡治的地理位置，我认为既是西汉的建置，首先应根据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他是东汉的兰台令史，受诏撰史，撰写《汉书》时，是根据朝廷档案。这是第一手资料。他是东汉人，距离西汉时间又最近，他所说的应该可信。据《汉书·地理志》汝南郡载：“汝南郡高帝置……属豫州……县三十七；平舆，阳安，……上蔡，……”。在书中，班固列平舆为首县，把上蔡排在第二十四位。这绝非偶然的。我国二十五史地理志，有个通例，州、府、郡治所在地，都写在开头，名叫“首县”。晋司马彪在《后汉书·郡国志》里特别说明：“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这就确证，西汉汝南郡治所是在平舆。
    遍查汉魏至明清志书及有关资料，如《水经注》、《汉书地理志补校》、《水经注疏》、《舆地表》、《历代地理沿革表》、《历代舆地图》、《地名大辞典》和明清以来汝南的地方志，皆记载，西汉汝南郡治，在今河南省平舆县北射桥西北古城村一带。
    (原栽《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作者为汝南县城关镇人)

汝河洪河源流古今变迁考

许齐平

    汝河是河南省中部淮河水系一大支流，自西北横贯豫东南。它自河南嵩县，经汝阳、临汝、郏县、襄城、舞阳、郾城、上蔡、汝南、平舆、新蔡和安徽阜南等11个县入淮。
    汝河水源河道古今变迁很大，文献记载说法不一。我曾亲自观察河情并考证和研究过有关汝河的不少资料，现进行系统整理，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汉唐时的汝河
    关于汝河的发源地。
    桑钦《水经》：“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郦道元在注文里说：“《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阳鲁阳县之大孟山。”明朱谋玮《水经注笺》引用《汝州志》考证“大孟山在鲁山县西45里，山顶低洼，四围若城。”郦氏永平中任鲁阳太守时，奉令对汝河作过认真考察。他在《水经注》中说：“今汝水西出鲁阳县之大孟山黄柏谷，……西即卢氏界也。其水东北流，迳太和城西，又东流迳其城北，……又东届尧山西岭下，水流两分：一水东迳尧山南，为滍水也，……一水东北出为汝水，……汝水自狼皋山东出峡……东历麻解城北，故曼乡城也，谓之蛮中，……城在河南新城县之东南，伊洛之戌陆浑蛮氏城也，……汝水又东迳周平城南，京相瑶曰：霍阳山在周平城东南者也。……水出南…，北流迳石碣东，柱侧刊云河南界，又有一碣，题言洛阳南界，碑柱相对，既无年月，竟不知何代所表也。”注文中的“天息山”、“高陵山”、“大孟山”、“狼皋山”，皆泛指横贯今河南嵩县以南之外方山。“鲁阳”西汉属南阳郡，即今河南鲁山县，当时辖境在河南嵩县南与卢氏县接壤。“滍水”即今河南鲁山、叶县境内的沙河。近人考察沙河源，在鲁山县城西75公里外方山高峰石人山。“曼乡城”属西汉河南郡新城县，在今洛阳西南伊川县附近。“蛮中”仝上。“陆浑”即今河南嵩县，西汉属弘农郡。“周平城”、“霍阳山”均在今河南临汝县，西汉临汝名粱县，属河南郡。从上述汝河的起源与所经山泽、城镇位置及近人考证，可知汝河当时发源于今河南嵩县车村乡村池曼山西麓，东北流经今河南汝阳、临汝又东南去。
    关于汝河南段的走径。
    郦氏在《水经注》里说：“汝水又东得鲁公水口，水上承阳人城东鲁公陂，城，古粱之阳人聚也。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水北出梁县西北，……迳其故城西，故单狐聚也。《地理志》云：秦灭西周，徙其君于此。……水又东南迳注城南，……又东迳成安县故城北，……汝水又迳郏县故城南，……又东南，迳襄城县故城南，……又东南，迳定陵县故城北，……又东南流迳郾县故城北，……(经文)又东南过汝南上蔡县西，……汝水又东南迳玄瓠城北，……汝水又东南迳平舆县南，安成县故城北，……又东南迳新蔡县故城南，……(经文)又东南至原鹿县人于淮。郦氏《水经注》讲的“阳人城”、“阳人聚”、“单狐聚”，均在今河南临汝县，西汉属河南郡梁县。“注城”在今临汝县西，“成安县”在今临汝县东南。“郏县”、“襄城”，均各在其今县境内。“定陵县”在今河南舞阳县北7.5公里处，西汉属颍川郡。“郾县”即今河南郾城县，西汉属颍川郡。“玄瓠城”即悬瓠城，即今河南汝南县城，西汉属汝南郡。“平舆”、“安成”、“新蔡”，均在今河南汝南县东南，西汉时皆属汝南郡。“原鹿县”东汉置县，属汝南郡，即今安徽阜南县。据此，可证明汝河当时从河南省嵩县流经今河南省汝阳、临汝、郏县、襄城、舞阳、郾城、上蔡、汝南、平舆、新蔡等县和安徽阜南县入淮。
    以上与唐颜师古注释《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时，引用东汉应劭说：“汝水出弘农入淮”，和颜氏说：“高陵山汝水出，东南至新蔡入淮，过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基本上相符合。
    二、宋元明时期的汝河
    宋秦观《汝水涨溢记》说：“汝水涨溢，城堞危险，……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别支，水潦暴降，则有泛溢之患。”秦观北宋词人，元丰进士。此文是他任蔡州(州治在今汝南)教授(当时管教育)时写的。他说：“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别支。”可见北宋时，汝河已有很大变迁。
    元代，汝河下流已时常发生水灾。为解除蔡州一带水患，十三世纪九十年代初，至元年间在郾城截断了汝河，使之东流改道入颍河。后来，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颜·赛典赤·巴邻，也于世祖至元三十年升蔡州为汝宁府。
    汝河腰斩后，遂一分为二，从郾城到西平五沟营段汝河由于断水，而成为干河。1934年，《郾城县忐》沟防篇载：“干河陈旧名干河咀，干河河道宽四五丈。再下渐宽十丈左右，深达二三丈，或仅数尺，还有丈把高的残堤。”但河南省西平县五沟营往南到上蔡县朱里桥段汝河，仍以古潕水和西平县棠溪云庄诸涧及遂平县马鞍山水合流为上源，照旧南下。
    元末至正时改道入颍之汝河，依旧在下游泛滥。为彻底治理，遂把汝河上游源于河南方城县之干江河，在舞阳(名三里河)截断，使之北入澧河。《明史·地理志》记载，至正时，在舞阳县卸甲店锅堵口截断汝河上源干江河，引水注入澧河。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河南：“元末至正间，汝水泛滥。有司自舞阳断其流，约水东注。”民国《西平县志》卷二：“元至正间，地方官因干江河泛滥成灾，乃于卸甲店迤北，凿渠长十二里，引河北流入澧河。”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说：“伯颜以涡截宁汝。”文中“涡”是指舞阳县卸甲店锅堵口。但伯颜·蔑儿吉□，于顺帝至元六年二月，被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三月再徙安思州阳春县安置。至正初，他已不在河南。顾氏所说“伯颜以涡截宁汝”，似有误。
    于江河改道入澧后，使汝河水源大减，到以潕水为上源之一的洪河形成后，被截断的上蔡县朱里桥以南的汝河，就仅剩西平、遂平诸山之水为源了。
    三、洪河的形成及汝河的南移
    洪河占名澺水，源于河南省舞阳县西南滚河上游笔尖山千家屿与潕水。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洪河出周家陂，明嘉靖中，周家陂水淤，而县西诸山溪水仍集旧渠，东流入上蔡县界，为洪河上源。”《一统志》所言周家陂即今两平县东北老王坡。1530年明代嘉靖时，汝水经周家陂南入柳堰河的河道，(今西平县五沟营到上蔡县朱里桥段)被淤断，而西来的老汝水(潕水)在西平合水镇与源于舞阳笔尖山千家屿的滚河汇流，至五沟营沿古澺水河道经上蔡，平舆和新蔡县东南入淮，形成了今天的洪河。
    张沐河南省上蔡县人，清康熙二十七至二十八年(1688—1689年)，任河南西平县知县，卸任后编写过上蔡县志和河南通志。他在康熙二十九年《上蔡县志》里谈到洪河源说：“《府志》谓出郾城周家陂。《西平志》又谓出诸石云庄山。二说皆非。……志以示信，未可因循其说，特遍为循探，得真源于舞阳笔尖山千家屿。”
    五沟营以西的老汝水(潕水)，也是洪河上源之一。上蔡、西平县志和近代出版的县志和水利志，对此均有记载。
    关于潕水，《山海经》载：“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水经注》：潕水“源出潕阴县西北扶予山。”上两书文中所载“朝歌山”、“扶予山”均指今河南省方城县东部山区。“潕阴县”即今河南泌阳县。潕水在方城境者今名干江河；在舞阳境者今名三里河；在西平境者今名小洪河。洪河之名，也因沿用西平小洪河而得。
    洪河形成后，时常泛滥成灾，使西平县和上蔡县一带深受其害。明嘉靖时，虽疏淤筑堤，但收获不大。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坚筑石坝，再次截断干江河，引水入澧，改舞阳三里河为洪河上源，向东进入西平县小洪河，继续沿古澺水河道东南下。
    洪汝分流时，汝河西平县五沟营到上蔡县朱里桥段已被淤断，但朱里桥往南至蔡埠口河道，仍以西平县云庄和遂平县马鞍山等处水为源，继续存在，照旧南下。因此张沐在《上蔡县志》里说：“汝河上名朱里河，下名蔡埠河。”近代有关汝河以后的变迁与地方志记载，多不相符。臧励□编著(1982年商务印书馆重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汝河》载：“明嘉靖中西平水断，汝水只上承遂平灈、□诸水流绕府城而下，又非云庄旧流。”显然有误。据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李本固《汝南志·山川》载：“汝水源出天息山，……元季因汝水泛滥为蔡害，故自舞阳截断其流，……今之源止出西平云庄诸石，遂平马鞍山等山细水合流，……非出天息山之汝矣。”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李根茂《汝阳县志》，记载与此略同。张沐在康熙二十九年《上蔡县志》里说：“予自戊辰已巳间署西平县事，……尝历诸石云庄山下，见清冈云庄河二水东北分下，注入汝河”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汝河》载遂平灈水即今石羊河，东去注入奎旺河，在上蔡境者名柳堰河，再向东进入汝河故道，为上蔡老汝河上源之一。
    直到清初，从河南省上蔡县朱里桥南下进入汝南的老汝河，是依旧畅通的。约在乾隆后期，这条历史上著名的汝河，终因水源细微，河床部分淤平，逐渐分段断流枯竭，变成可耕地(汝南县城西北张楼集西北王沟附近，现在还种有庄稼)，被人称之为“小泥河”。从明清的舆地图上，可看到过去的河流都互相交叉通流。北来的老汝河断流后，遂为源于泌阳县经遂平县进入汝南县的□水(两河在汝南城西北十余里潘湾李湾处有交叉点)所取代，环绕汝南县城南下。被人称为“汝河”。
    清嘉庆元年《重修汝宁府志·淮、汝、洪三河图》载：“汝河自泌阳人遂平诸市店，经……石砦铺入上蔡县的黄埠，……出张家桥人汝阳(汝南)烟亭，……出黄冈人证阳高家店，……出汝南埠入新蔡余店，……经……三岔口汇合洪河。”
    因此从清嘉庆时起到民国为止，环绕汝南县城南下的河是从泌阳县来的南汝河(□水)，而不再是从上蔡县来的老汝河。
    四、现在的汝河
    汝河河湾较多，且年久失修，有的地方已变成耕地，致排水不畅，建国后，对汝河从上蔡到汝南的老汝河进行了裁弯取直治理。1958年汝南修建宿鸭湖时，在汝南县张楼乡苏庄(汝南城西北10余公里)，将其截断并入湖内。因此今天环绕汝南城南下的又换成从上蔡县来的新挖的汝河了。
    如今环绕汝南城的汝河，在西郊孔庄又挖一条分洪道，与城南八里的小孔庄与绕城南下的主河道汇流后南去，使今天的汝南城四面环水，变成了小岛。
    汝河除在上蔡和汝南有上述变化外，到汝南沙口与溱头河汇流东去后，仍循西汉以来的汝河故道，经平舆至新蔡三岔口和洪河会合，于淮滨、阜南间入淮。
    综合上进，元代汝河改道入颍和郾城以南的汝河，一分为二。郾城至上蔡朱里桥段汝河逐渐废除与洪河的形成，使汝河河道一再南移，清嘉庆时西平水断，朱里桥往南到汝南的河道也部分断流，终于使从泌阳来的□水代替称为汝河。1958年在汝南西北张楼乡苏庄又将该河(□水)截断并入宿鸭湖内。60年代从上蔡至汝南，沿老汝河故道，以北、南柳堰河为水源，又新挖一条汝河环绕汝南城南下，成为今天的状态。
    总之，汝河郾城至上蔡到汝南段河线演变过程虽比较复杂。但故道古今河线上下走向，基本未变。
    (原载《河南水利史料》1998第1期)

古代大型水库工程“鸿隙陂”位置新考
张耀征

    鸿隙陂是西汉时期在淮河流域利用自然地势兴建的一个大型水库工程，它“起塘四百里”，大约是现代宿鸭湖水库的三至五倍，在豫南地区的历史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盛世修志的今天，我们开展对鸿隙陂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我国古代陂塘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为现代水利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至今为止，关于鸿隙陂的位置综合起来有三说：
    一、“息县”说，其代表著作是清代的历史地理学者杨守敬根据《水经注·淮水篇》所著的《水经注图》。此图把鸿隙陂绘在淮闾二河之间。今考查，这一带地势较高不能修成陂塘。
    二、“淮北以至汝东”说。《水经注疏》的作者熊会贞看到《水经注》载鸿隙陂的位置，与《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并载的“(鸿隙)陂，在汝阳县东十里”的记载彼此有出入，企图统一这二说，认为鸿隙陂的位置“直从淮北以至汝东皆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根据《水经注疏》的设想，把鸿隙陂定在：北跨汝河两岸，南逾闾河至淮河北岸到息县西北广大地区，向人民展示出一个不规则的长形水库。通过实地考查，我们对此说产生以下疑问：汝东虽然有一片洼地，但这片洼地向东南方向延伸。绘鸿隙陂自汝东十里处向南延伸至淮河，首先要碰上汝河两岸的“三岗”，即平舆县老王岗、汝南县王岗、张岗。平舆县老王岗地势平均海拔47米，汝南县王岗、张岗地势更高，平均海拔在48米以上，三岗均系古代著名的高地，有汉代安成故城，和古墓群“十八冢”等。一九七五年八月的特大洪水，三岗的高地均未上水，所以言鸿隙陂从汝东十里往南延伸至淮河说，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从汝东十五里至五十里处的任何一个地段，直线向淮北延伸，其间都有大片高地相隔。如正阳县寒冻镇北虽有大片洼地可以解释为鸿隙陂，但寒冻镇的地势却在海拔48米以上，其南的袁寨、阮店、油房店至息县西北一带，地势更高，在海拔50米以上，所以鸿隙陂从汝东十五里至五十里处的任何一个地段直线向淮北延伸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汝阳”说，其代表著作是刘啸先生《我国古代著名水库鸿隙陂》(《史学月刊》1983年第二期)其资料来源是《汉书·翟方进传》：“汝南旧有鸿隙大陂”《后汉书·许杨传》李贯注：“陂在今豫州汝阳县东。”以后《隋书·地理志》、《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均沿袭此说。据此刘啸先生认为：鸿隙陂在“汝河东岸，洪河以西，汝、洪两河之间。”又说：“汝河古称‘泽中’……汝阳县汝河东岸由于地势低，至今有一部分仍是汝河的分洪区，鸿隙陂建于此，从地势上看，也是有可能的。”他虽持“汝阳”说，但也只是言可能，未下定语。
    近几年来，笔者参加了地名普查和县志名胜古迹考查工作，按照史料所载的位置，我从调查鸿隙陂的大坝遗址地形地势和遗址中古代数百年积水沉积的水生物遗骸等人手，认为如果鸿隙陂东以洪河为边，西以汝河为涯，位于洪、汝河之间，则平舆城的位置便不好解释。鸿隙陂水库的设计者许杨即今平舆城人(城中还有汉代许氏旧宅——二龙里)，许杨绝不会把他的家乡也设计到水库中。言溵宋坡或蛟停湖滞洪区的范围是鸿隙陂，那么这两块洼地各自的周长相加也达不到“起塘四百里”，不能反映历史上鸿隙陂的本来面目。如果单纯用土质划陂，当以洪汝河之间的砂姜黑土(该土属在土壤学和地质学上称谓第四纪新蔡组与新野组河湖相沉积物，它在形成过程中经过了沼泽化、脱沼泽化、草甸化等阶段)为标准，它在洪汝河之间分布很广。仅据平舆县土壤普查统计，面积达1102693亩，占全县总面的90.8%，几乎分布于全县各公社(《平舆县土壤普查野外工作总结》)，所以用土质去划分鸿隙陂的范围也不确切。
    一九八一年四月，笔者在新店、李屯公社野外考查时，发现了鸿隙陂大坝遗址——杨河。经过几年来的不断考查证实，这道遗坝，从汝南城东南大吴庄起，经平舆县李屯公社、辛店公社、西洋店公社，新蔡县余店公社、陈店公社、河坞公社、十里铺公社，并绕过新蔡县南关至官津公社的潘湾。杨河大坝南岸地势潮湿低洼，上质为砂姜黑土；北岸突兀，一般为黄土，个别地段高出地面二至三米。
    据《后汉书·许杨传》记载。东汉初年，光武帝的姐夫邓晨任汝南太守，邓晨察访了民间疾苦。决定修复废弃的鸿隙陂水库。通过他人荐举，邓晨任命水利家许杨为都水掾，主持兴修鸿隙陂。当地百姓在许杨的指导下“因高下形势起塘(坝堤)四百里，数年乃立”。
    从大坝遗址的实地勘察，可以看出鸿隙陂同现代汝南城西的宿鸭湖水库一样，是利用自然地势修筑大坝，其土均取于坝内。因上承汝水，大坝筑成后，坝堤内形成一条人工河。它即为水库坝堤，又成汝水新道。它不仅使汝南郡的数千顷旱地得到灌溉，“累岁大稔”，又利用坝堤内人工河丰富的水源，扩大漕运，咸通安成、慎阳、新蔡、富陂诸县邑。至今居住在这个古水道沿岸的群众，在疏浚其个别地段时，还可挖出古代的船桅等遗物。许杨修复鸿隙陂，是豫南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在水源的综合利用上，是现代宿鸭湖水库的效益所不能比拟的。“杨河”，则是两千年米当地群众纪念水利家许杨而命名的。
    另外，笔者对鸿隙陂的南边的实地考察还发现，现代的汝河经过之处，平均在海拔48米以上，而岗下的坡地平均海拔在39—42米之间，大致位于豫南丘陵向平原缓慢过渡的部位。经考证，现代汝河是隋代改道的，在它还没有改道以前，张岗以西是鸿隙陂水库的分水岭，其北称鸿隙陂，其南称青陂。寒冻以东是鸿隙陂水库的南涯，一般海拔49米，最高处的翁岗海拔50米余，是古今不遭水患之地。张岗与寒冻之间海拔39—42米，地势湿洼，即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受水淮川“左结鸿陂”处。
    鸿隙陂的南北涯确定以后，遗址内的调查也有了清晰的眉目。凡位于鸿隙陂内的村庄，据统计，有5％的以“坡”字取名，如：单坡、韩坡、溵宋坡等；汝河南岸的青陂遗址多以“塘”取名，至今流传着四陂塘、刘陂塘、栗塘的地名，从村名含意上可知，这些村庄均位于低洼之处。
    正如鸿隙陂水库毁废一千多年后，它的名称“痕迹”依然流传至今一样，万顷鸿隙陂数百年的沉积物不能不保留下来。在其遗址内，除砂姜黑土这一基本特征外，还保存着大量的水生物遗骸。如平舆县辛店公社的黄寨村、王岗公社小岗村一带，在近数十年中，人们在挖沟掘渠时，曾挖出大量的古代螺蚌化石，大者重斤余，清洗干净可吹响，发出“呜呜呜”的鸣声，邻近数村都可听到。这种庞大的低级水生物遗骸，在现代豫南地区的湖泊、沟港中早已绝迹。除此在溵坡、宋坡、淇沟店等庄不但挖出叫做“龙骨”的古代水生脊椎动物化石，并在西洋店公社的李营(旧属蛟停湖滞洪区)村，四至六米的地下，挖掘出古代沉没的树木，和一些水生物根茎遗物，说明如今鸿隙陂遗址表层地下四米的土壤都是它竣工后积水的沉积物。土质亦由量变发展为质变，杨河南岸为砂姜黑土，杨河以北地面表层则有黄土。即是特殊地段两岸同为砂姜黑土，但色泽质地也有差别，杨河南岸土质含磷量大、肥力高；杨河北岸土质肥力低，种一样的庄稼，施一样的肥料，长势和收成都不一样，这是由于南岸土壤古代位于鸿隙陂之中，沉积的泥土和生物遗骸造成的。
    (原载《河南史志资料》)

江姓起源及其历史名人
钟文信  方新民

    关于“江”姓起源，史学界公认出自古老的赢姓。传说大禹的贤臣伯益的后代被封在江，成为一个小侯国，伯益是赢姓。江国于公元前623年灭于楚，国人以江为姓。可见，江姓是由赢姓分出来的，距今已有2600余年历史。
    关于江国的位置，现在史书、辞书记载有四种说法：一、正阳县东南，如清《春秋大事记》：“江国在汝宁府真阳县(又正阳)，江国在县东南”。二、息县西南，如《中华大字典》(上)：“江，国名……当今河南光州息县西南”。三、正阳县西南，此种观点较流行，如郭沫若《中国史稿》：“在宋国周围，周朝还封了一些异姓小国……与这些诸侯国面对的，大多数是徐夷和淮夷。主要有赢姓的徐(今江苏泗洪南)、江(今河南正阳县西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江，周国名，春秋时，楚灭之，在今正阳县西南”；《史料摘抄》第三卷第1057页记为“江(地名)。春秋江国。文公三年，楚人灭江……今河南正阳县西南。”四、在正阳县，如《辞源》：“江，周代国名，赢姓，在今河南正阳县……子孙以国为氏”；吕思勉《先秦史》第153页：“江，在正阳县，赢姓”；清代王国维《水经注校·淮水》：“江国也，赢姓，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公四年，楚人灭江。……杜预曰：江国，在汝南安阳县(注：西汉时，在旧江地设有安阳县，属汝南郡作者)。”一般说来，
以上四种观点可以认为都对，但严格讲来，只有第一种观点正确。因为“江”在正阳县(以前称安阳、慎阳、真阳)境，息县辖区从未到“江”，以今天的方位来看，它确实在息县城西南方向，但决不能说它在息县西南，以免与第一种说法混淆。至于第三种观点，因为江国疆域主要部分在今正阳县西南部，因此，有人认为它在正阳县西南，但一定得区分开“江”和“江国”两个概念的意义。经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和正阳县文物工作者的大量挖掘考查，证明现在正阳县东南大林乡涂店附近遗址是江国国都所在地。该遗址北距正阳县城40公里，南距淮河一公里，往东不远接息县境，涂店位于遗址之内。遗址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一个集镇那么大。由此可见，江姓发源地在今正阳县，“江”的旧址在今正阳县东南大林乡涂店。
    从我们查访到的一些史料看，江国疆域东达今息县西境内，北到吕河，西及今确山县境，南至淮水(今淮河)。包括今正阳县大林、铜钟、永兴、彭桥、兰青、皮店、陡沟、熊寨、粱庙等乡的全部或部分，息县西及确山县杨店、顺山店等地，总面积约900平方公里，约为今正阳县面积的二分之一。江国所属人口，史书中未见记载，根据其时代人口密度推断，其人口当在一万人左右。
    关于江国历史，《中国史稿》载：传说中，伯益的后裔有徐氏、黄氏、江氏……黄氏到周初为黄国，在今河南省潢川县；江，在今河南省正阳县……伯益是赢姓。这些小国属准夷，对周朝时服时叛，是周初主要用兵对象。据此可知，江国在周初即已存在，甚至在商代就为一独立小国了。到东周时，它介于楚、宋、齐大国势力之间，经常受其操纵。《春秋》载：鲁僖公二年癸亥(公元前658年)“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今山东省曹县南10里)；《左传》载：“秋，盟于贯，服江、黄也。”周惠王二十年(公元前657年)，齐、宋、江、黄又盟于阳毂(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15公里)，谋伐楚。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由于江国屡受大国操纵，且淮水经常泛滥，大水常淹没到淮水北岸5公里远，被淹没地区正好是江国中心地带，所以江国一直没能强盛起来。由此也可以推知其人丁不是很兴旺。公元前624年，楚国息公子朱率师围江，盟国帮其解围。次年，楚国再次出兵，终于灭掉江国，江沦为楚国的一个城邑，其国人大部分北移、东迁，流落各地，为不忘故地，遂以“江”为姓。到明末，由于自然灾害、战乱频繁，正阳县境内几乎没有江姓人了。民间相传，清初，江文、江榜二兄弟由湖北麻城返回今涂店以西3公里淮河湾定居，后称其居地为江家埠(现名江湾)，人丁兴旺，并由此地迁出三支：一支定居在今罗山县子路乡江老坟山；一支定居在正阳县兰青乡江店；一支定居江湾西北3.5公里远的大、小江庄。现今，住居在江湾的江姓人有1000余，江店有700余人，大、小江庄有200余人，加之散住县境各地者，总计正阳县江姓人共近3000人，为正阳县大姓之一。
    在历史上，江姓不乏名人，如南朝梁济阳考城(今兰考东北陈留)人江淹，出身孤寒，历仕南朝宋、齐、粱三代，封醴陵侯．以文章著于世；南朝梁考城人江革，任御史中丞，敢于弹劾权贵；南朝陈济阳考城人江总，历仕南朝梁、陈及隋三朝，陈时官至尚书令；南朝济阳考城人江敩(音xiao)，好文辞，少有美誉，南齐时官至侍中；宋衢人江参，擅长山水画，存世作品有《千里江山图》；清江苏元和人江卢，著有《尚书集注音疏》；江声之孙江沅，著有《说文释例》、《说文解字音韵表》；清江苏甘泉人江藩，博综群经，精于训诂，著有《周易述补》、《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尔雅小笺》、《隶经文》、《炳烛室杂文》等；宋朝江西都昌人江万里，官至同知枢密院兼权参知政事，议论朝政敢于直言不讳，后元兵南下，破饶州，他含恨自溺，等等。
    (原载《中州今古》1992增刊  作者单位：正阳县史志办)